作为一名深耕初中语文教学多年的教师，近期研读《中学语文教学》推送的两篇关于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深度文章，结合初中统编版语文教材的教学实践，对如何突破文化认同教育的瓶颈、落实“文化自信”核心素养有了更系统的认知与更深刻的反思。王艳芳老师关于“用好教材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论述，打破了对传统文化教学的单一认知；张燕华老师构建的“三维九阶段”模型，则为破解革命文化教学困境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二者共同指向“以语文之力，育文化认同”的核心，为教学实践注入了新的思路。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破“散点背诵”误区，建“立体文化”认知

过往的传统文化教学中，多数老师常陷入“文言文=传统文化”“学习=背诵”的误区：课堂上逐字翻译《论语》《狼》等文言篇目，课后要求学生背诵古诗词，却发现学生虽积累了文言知识，却对文化内涵一知半解——提及“龙”只知是图腾，不知其“祥瑞”的文化意涵；背诵“君子喻于义”，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王艳芳老师的文章让大家清晰地看到：统编教材早已搭建起“立体的传统文化世界”，教师的关键在于读懂教材设计初衷，带领学生走出“散点式”学习的局限。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是多维度、系统化的。以七年级教材为例，传统文化绝非仅存于《论语十二章》《桃花源记》等文言文中，《女娲造人》以现代文形式讲述神话，让学生触摸中华文明的起源；《邓稼先》中提及的《吊古战场文》，将古代边塞情怀与当代科学家的家国担当相连；“敬辞与谦辞”的知识补白，让学生在语言运用中感受传统礼仪之美；《活板》一课则聚焦活字印刷术，展现古代科技的辉煌；甚至教材中占比超60%的国画插图——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水墨园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的孤帆远影，都在潜移默化中营造着“中国风格”的文化氛围。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生态系统”，教师需有意识地整合，而非孤立教学。

暑假在甘肃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听了一节《活板》，我跟老师讲，可以尝试打破“文言翻译”的单一模式：先引导学生识读“胶泥刻字”“火烧令坚”等关键词句，理解活字印刷的工艺流程（认知辨识）；再组织学生分组模拟“刻字—排版—印刷”的过程，感受古代工匠的智慧（情感归属）；最后让学生对比现代印刷技术，讨论“活字印刷术对文化传播的意义”，甚至思考“如何用现代技术传承传统工艺”（价值内化与反思重构）。这样一来，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文言知识接收者，而是主动的文化探究者。譬如课堂有学生提出“可以用3D打印技术复刻古代活字”，这正是文化认同从“理解”走向“创新”的生动体现。

此外，教材中的专题学习活动是传统文化“活化”的重要载体。在《有朋自远方来》专题中，倘若我们不再局限于讲解“管鲍之交”的典故，而是让学生分享自己的交友故事，对比“朋友”在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中的内涵差异，文化就打上了生活印记；在《孝亲敬老，传承家风》活动中，学生通过采访祖父母的“家风故事”，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古训与现代家庭伦理相连，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便油然而生。所以，初中阶段的传统文化认同教育，应以“增强理解力”为核心，让学生在“感知—体验—思考”中，将文化基因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底色。

二、革命文化教学：借“三维九阶段”模型，解“浅层标签”困境

革命文化文本是初中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白求恩》《回忆我的母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篇目，承载着培育家国情怀的重要使命。但在以往教学中，老师们常面临三重困境：学生因历史语境隔阂，对“白求恩精神”的理解停留在“伟大”的标签上（认知浅层化）；情感体验流于“喊口号”，难以与文本产生真实共鸣（情感标签化）；教学目标偏重德育，忽视了文本的语言艺术与审美价值（价值泛化）。张燕华老师提出的“三维九阶段”模型，为大家打开了革命文化教学的新视野——该模型以“语言意义—情感伦理—理想信仰”为纵向内容维度，以“感知与识读—分析与判断—表达与建构”为横向认知阶段，让革命文化认同从“被动灌输”走向“主动建构”。

在教学实践中，不同类型的革命文化文本，需适配不同的教学路径。以七年级教材中的《回忆我的母亲》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例：前者是叙事性回忆录，后者是政论性演讲，二者在“三维九阶段”模型中的应用差异显著。

对于《回忆我的母亲》，可以“情感伦理维度”为核心展开教学：在“感知与识读”阶段，引导学生圈画“天不亮就起床”“汗流满面”等细节，体会母亲的勤劳与仁慈（情感触发）；在“分析与判断”阶段，组织学生讨论“母亲的劳动生活如何影响朱德的革命思想”，理解“朴素阶级意识”到“革命信仰”的转化逻辑（理性深化）；在“表达与建构”阶段，让学生撰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将对母亲品格的认同延伸到对“普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信仰认同（价值内化）。“我的妈妈每天早起为我做早餐，就像朱德母亲那样，平凡的付出里藏着最伟大的爱。”学生这种从“个体经验”到“文化认同”的联结，正是革命文化教学应追求的效果。

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教学，则需侧重“理想信仰维度”。在“感知与识读”阶段，通过“推翻帝国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关键词，帮助学生建立历史语境认知（背景铺垫）；在“分析与判断”阶段，引导学生辨析文本的“人民性、斗争性、建设性”三重价值内核，理清“民族苦难—觉醒奋斗—人民胜利”的逻辑链条（理性分析）；在“表达与建构”阶段，让学生以“新时代的‘站起来’”为主题撰写演讲稿，将“民族独立”的历史意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目标相连（价值延伸）。有学生在演讲稿中说：“70多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今天，我们要靠科技创新让国家强起来，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种将历史信仰与当代责任结合的思考，正是革命文化认同的深层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三维九阶段”模型并非固定的线性流程，而是具有灵活性的教学框架。记得有位老师在教学《梅岭三章》时，直接从“理想信仰维度×分析与判断阶段”切入：先让学生结合“取义成仁今日事”的诗句，讨论陈毅在绝境中为何仍能坚守革命信仰；再回溯“断头今日意如何”的悲壮语言风格，感受情感与信仰的交融；最后让学生创作“假如我是梅岭战士”的短诗，实现“表达与建构”。这种调整既符合诗歌文本的审美特质，也更能激发学生的主体性思考。

三、反思与展望：立足教材本质，深化文化育人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核心，在于“立足语文本位，用好统编教材”。王艳芳老师强调“理解教材设计初衷是用好教材的前提”，张燕华老师提出“革命文化教学需回归语文学科规律”，二者本质上都指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文化认同不能脱离语言学习空谈，语言训练也不能忽视文化内涵的挖掘。

作为工作室主持人，我将在三个方面引领成员持续发力：其一，进一步整合教材中的文化资源，如将八年级《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忧国忧民”的传统情怀相连，将九年级《出师表》与“忠诚担当”的革命精神对照，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贯通式教学体系；其二，强化“学生主体”的认同建构，通过“情境创设”“任务驱动”等方式，让学生在“做中学”中深化文化理解，如开展“传统文化辩论赛”“革命故事改编”等活动；其三，关注“时代性”与“创新性”，引导学生思考“传统文化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革命精神在当代的新体现”，让文化认同成为推动学生成长的精神动力。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统编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载体，而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智慧，则是实现文化育人目标的关键。未来，我和我的成员将继续以这两篇文章的理论为指引，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反思、优化，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成长为有文化自信、有民族情怀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