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学者李浩: “我就是个拉大幕的”
作者:李世宽
发布时间:2024-09-05 16:07:18 来源:陕西教育新闻网
年少时,他负笈长安,饮水曲肱;毕业留校后,他埋头学海,著书立说;讲台上,他春风化雨,熏习树材;生活中,他质朴谦和,古道热肠……他就是唐代文学学者李浩教授。
在朋友和学生们看来,李浩既醉心学术,又潜心教育,同时兼具淑世情怀和敏感的创新意识,而他总是笑称“我就是个拉大幕的”。
江海从游
1960年,李浩出生在陕北靖边县。尽管素有文化积淀,李浩仍然觉得陕北这个地方“苍凉得有些单调,深沉得有些孤单,震撼中又令人伤感”。
童年的李浩恰逢十年浩劫,正常的文化教育遭受冲击,各家存书尽被没收。某天,他捉迷藏时误闯进存放收缴书的仓库,那里的书如山堆积着。此后,这里就成了李浩读书的“秘密基地”。他记忆极好,把书里看到的故事现学现卖讲给玩伴们听,吸引了一批拥趸,也因此获得“老夫子”的绰号。白天躲在僻处读,晚上就着蜡烛读,书籍让他越来越迷醉。
1976年,为帮助父母减轻家庭负担,16岁的李浩进了县文工团做舞美工作。每到正式演出时,舞美李浩就兼职拉幕布。从此,“我就是个拉大幕的”这句话常被李浩挂在嘴边,成为他日后教学育人、科学研究与服务学界的自我定位。一台大戏,生旦净末丑,编导音舞美,行当与工种各不相同,是一种综合艺术。拉幕,就是要开启神奇、转换时空、搭建平台、做好保障,让精彩不断开启,让主演有序出场,让剧情波澜起伏,让戏剧活动成为卓越艺术。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激荡神州大地,被众人看好的“老夫子”李浩十分振奋,立即报名参加考试。然而他长期以来自由阅读、杂取百家的知识体系脱节于高考考核,他重回母校靖边中学备考。1979年,李浩以优异的成绩录取到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新三届”大学生中的一员。
来到省城西安,踏入古色古香的西北大学校园,受西大张西堂、傅庚生、刘持生、黄文弼、陈直等文史大家的熏陶,以及安旗、张华、董丁诚、刘建军、薛瑞生等老师的亲炙,他们“质直尚义、精思力践”的学术品格对李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中文系主办的学术会议和讲习班,李浩又目睹了吴世昌、王利器、程千帆、李泽厚、李学勤、卞孝萱、章培恒、袁行霈等翘楚人物的学养风采,开始热烈地“学术追星”。李泽厚等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他一篇不漏地搜集来端详品读。随后,李浩跟随安旗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位颇具诗人气质的导师带领李浩叩开了唐代文学胜境的窗扉,“师生畅谈,海阔天空,每有会心处,辄老少咸乐,其喜洋洋”。安旗先生施教传道的画面鲜活印刻在李浩脑海。
留校任教后,优异的教研成绩使李浩很快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6岁之际,李浩投考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先生博士研究生。霍先生对弟子极其严格,要求学生先识器后文艺,对古代文学要知能并重,研究与创作相结合,注重会通与识力,厚植学养,熏习出一种崇高的人格。为了专注学业,李浩辞去了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尽量摒弃干扰,倾全力于学位论文写作。
1999年,年届不惑的李浩又从关中大地走到黄浦江畔,到复旦大学随王水照先生开展博士后研究。这段宁静而奔波的时光让李浩得以跳出关陕文化去省察。他回顾博士后生活,“近年来仍经常往返于东南与西北之间,有时还来不及掸掉鬓角眉际在鄂尔多斯草原和毛乌素沙漠沾上的干燥尘土,又要匆匆南下,任黄浦江畔腥湿的海风拂面。”李浩最终以优异的学术成果被推选为复旦大学首届优秀博士后,学校专门派人飞到西安采访他,将他的学术经历写成长篇报道,编入《复旦博士后风采》一书。
师承之外,李浩也深受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岑仲勉、钱穆、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余英时、毛汉光等的影响,从他们著作中获得了思想理念和治学方法,且“证悟出在苦难人生中安放心灵的大智慧”。
汲古开新
唐诗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河流在历史奔涌过程中迸溅出的炫目浪花,李浩的治学从唐诗文本细读开始。1988年,走上工作岗位两年的李浩启动撰写《唐诗的文本阐释》(原名《唐诗美学》)。他借镜现代诠释学和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学理,酌采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境界呈示、宇宙意识、模糊思维、空白艺术、情感体验、自然书写、语言技巧诸端,涵泳作品,澡雪精神,异代通邮,生成新见。
与他相识40多年的好友兼邻居王春泉教授回忆当年情景:李浩一家三口住在西北大学南村逼仄的筒子楼宿舍里,晚上借用南村管理办公室写作。一个夏夜,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写作,唤他回家吃饭的孩子久久敲不开门,委屈哭求,引来街坊四邻。
从动笔到脱稿,《唐诗的文本阐释》仅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却是他十多年研习唐诗心得体会的集中喷发。“长期的积压郁结,总感到憋得心慌,不吐不快,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时,文思汩汩,浩乎其沛然地奔涌出来。”该书在台湾和大陆出版,随后数十年间五次再版。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教授评价说:“(此书)视野开阔,触类旁通,许多观点精妙处皆展现对唐诗文本的熟稔,故能取精用宏,汇聚诸多古今中外概念词语而展开论证。”李浩将该书视作其个人学术的出发点,见证了“在八九十年代国门重开之际,一个年轻学者尝试用新学理、新方法诠释唐诗的个人努力”。
细读唐诗文本时李浩发现,唐人文学创作多在优雅宜人、可游可居的园林别业中触物起情,感兴而发,园林和诗文如松风比籁,水月齐晖。他敏锐地意识到,无论从园林史还是文化史的角度,都应该重视对唐代园林的研究,由此萌生了将唐代园林史料编成索引,对一些重要园林做考证的念头。但跨域千年,唐代园林早被历史的风尘掩埋,从散落的文献资料中爬梳蛛丝马迹,工程量实在浩大,也超越了他的知识边界。“拉大幕的”李浩,带着青年学者舍我其谁的勇气和逢山开路的闯劲,向唐代园林这一学术领地发起冲锋。1996年,倾注数十年心力撰写的《唐园林别业考论》面世。看着行将付梓的书稿,他动情地写到:“仿佛产妇在紧张而又痛苦的分娩后,虚弱而欣慰地看着身边那一团粉红色的肉体,小鼻子,小眼睛,稀疏的毳绒毛毛,也许并不英俊漂亮,但他毕竟是母亲生殖能力的一种实证,是一种生命创造力的直接体现。”
博士期间,李浩的研究方向转到地域-士族文学,《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成为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进行重新诠释。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认为这是“迄今第一篇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关中地域文学的力作”。北京大学朱玉麒先生说:“这是贡献给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本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博士后期间,他综合、扩大和深化着地域-家族文学研究,撰写了《唐代三大地域文学与士族研究》的出站报告。他考察了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家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过程与基本特征,揭示了三个地域的文学士族的情状、特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上的独特性。王水照先生评价说:“从他个人治学而言,本书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已达到的颇为成熟的学术境界;而对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我国古代文史之学来说,也提供了不少值得思索、参考的内容。”
到了知天命之年,许多人已开始了规划退休后的闲散生活,笑傲山川,知己花鸟。李浩却说他开始“衰年变法”,再次拉开了新的学术“大幕”——新出石刻文献与新史料研究。李浩认为,对碑志录文整理、阐幽表微,可以为中古隋唐历史、社会、文学、艺术包括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新材料、新个案,拓展文史研究的空间。
成熟学者跨界并非易事,此前李浩专攻唐代文学,擅长对传世文献的经典文本做阐释。而整理石刻文献,除了要认字外,更大的难度是许多出土文献间毫无联系,在两《唐书》等史书中也没有留下踪迹,还有不少“塞表殊族”人物。李浩将新出土碑志研究作为一种自我测试、自我挑战,考验自己能否有跨学科的视野,是否仍然能吸收专业以外的新知,是否每天能静下来进行长时段高强度的工作。
投入八九年功夫,李浩“预流”新出碑刻材料的阶段性成果《摩石录》脱稿。2024年,《摩石录》被评为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他说先前专著写作时如“狮子搏兔,全力以赴”,《摩石录》写作却如“魔鬼附身,摆脱不掉”。和前几部专著一样,《摩石录》的学术价值也颇受方家好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说:“(此书)穷尽文献,拓宽视域,不循一格,因此而能言之成说,多有发明,在唐石研究中可谓自成家数。”
《周易》有言:“君子豹变”,先哲今贤总是抓住规律,善于打破守成,顺势而进。李浩沿着“唐诗阐释学—园林文学—地域与家族文学—出土文献与新史料学”的大致轨迹,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不断追索。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赞赏李浩:“每转移到一处,均能很快拿出新成果,并获得好评。”而这每一次新的大幕开启,都不是追赶时髦,而是站在学术前沿,从研究兴趣出发,用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来激活古典,打开新的视窗,推进已有的研究,且为未来预留可以继续开拓的广大空间。
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中,李浩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实现“第二次回归”,由“纯文学”的研究进入“杂文学”的研究,使文学研究更加贴合中国古代实际境地。这就需要更多学科、更多视角的参与,譬如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金石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李浩更加认为众多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交叉性问题,从一个学科、单一角度切入都难以识见庐山真面目。近期的碑志研究就至少涉及生命伦理学、遗址景观学、丧葬人类学、图绘现象学、碑刻文献学等5个相关领域和学科。“从这样宏阔广域的视野看墓志或石刻文献乃至传统的金石学,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及其开拓,还是太少,有些似乎才刚刚起步。”李浩呼吁道:“对于有志于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除了做好专精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李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际的传播者。他参与主编的九卷本《诗说中国》丛书作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资助项目,于2021年和2022年分两批次正式在海外出版发行,被中国出版协会评为“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优秀案例”。他又与日本学者合作,编写了300余万字的《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把日本汉学界唐代文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国内。
李浩躬身投入文化整理项目,为国家和地方文化战略、文化决策、文化建设提供理论阐释与咨政建言。参与撰写黄陵祭祀大典祭文,主编的《黄帝祭文汇编简注》系统搜集整理了宋元以降历朝历代国家祭祀的祭文文献,兼及和黄帝相关的部分诗词颂赞、黄帝传记、黄帝世系以及研究论文等,为保存史料赓续数千年绵延的黄帝陵祭祀传统、研究黄帝文化提供借鉴。
续命河汾
在学术和教育管理中,李浩先后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他始终反复向学生们强调:“记住我是老师”。一位毕业五年的学生电话里称他校长,他不悦地提出批评。他给学生解释说:“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出来做学校管理工作的副职,也是以教师或学人的身份被推举出来的,不是我的管理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他思考问题多以教师的思维想,对待学生也仍以教师的眼光看。陕西科技大学马立军教授说:“跟李浩老师读博士后时,我感觉他对待我的方式就像他老师对待他的方式。”李浩的问学之路布满恩师德泽,他说:“我应该把我的老师对我的好,如数交给学生,这是传统的延续。”
成为教师后,他始终在思索大学教育的真问题、大问题,如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功能与任务、大学的文化、大学的传统、办学质量、办学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科研与教学、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等等,所有的问题,他都给出了富有见地的回答。他从传统文化出发,融合现代教育理论,得出自己的大学教育观,即大学教育要在思维和实践上做好十六个方面工作:圆整思维、超越立场、育人为本、熏习树材、成己立人、顺天致性、乐群谐众、先识后艺、下海从游、不作不食、知能并重、深思明辨、汲古开新、慈爱自觉、民胞物与、参赞化育。
任主管教学副校长的时候,他把耶鲁大学的“课比天大”理念引介到西北大学。他说:“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逻辑的必然。但是育人为本、课比天大应该是元定理,应该是第一法则。”他领衔完成的“基于经典细读与方法引导的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培养系列教材建设与教学实践”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带领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他的硕士生何煕涛说:“李老师每年讲课内容都是不同的,内容在更新,观点在深化,参考书目也在拓展。”硕士生廖介山说:“李老师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耽误一节课,他上课的ppt经常是在开课前半个小时才最终改定。”
李浩老师授课 塔力哈尔·叶尔江/摄
他主张教师应追求“敬畏讲坛,站好讲坛,超越讲坛”三重境界,具有“佛陀愿、学者眼、园丁剪、老婆心”四维师德。他认为,优秀的大学教师应该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简单”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淡,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淳,是“大道归于平易”的易,头脑简单是指精神上的返璞归真。四肢中两条腿分别是教学和科研,两条胳膊分别是专业素养和技能工具,四肢并用,彼此平衡,才能在教课科研道路上走得远。
他还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一众所周知的“公理”提出新解,强调在当下的时空环境下,大学特别是西部大学既要有大楼,还要有大师,“大楼是大师也是大学的基本条件,所有大学的发展,大楼不是万能的,没有大楼是万万不能的”。
“冀枝叶之繁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从教三十多年,李浩培养了七八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有的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有的在海外名校传播中华文化种子。春华秋实,散落五湖四海,学生们仍怀揣着老师的为学为人为事风范。博士王伟现在已经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伟说:“面临外地高校高薪诱惑,我常常想起李老师‘到底挣多少钱才够?’这句朴素的话,事业顺利、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道通天地
在《知识人研究刍议》这篇文章中,李浩写到:“正如经济人对应的经济市场,资本人对应的是资本市场,思想者对应的是思想市场一样,知识人对应的是知识市场。”“在社会政治中,知识分子须具有独立意识,能对时政提出剀切的批评,而不是周容合时,应时顺俗”。
王春泉教授说:“在这个个人主义覆盖集体主义、个体狂欢代替集体奉献的‘轻文明’时代,李浩偏偏选择走古典主义、人文主义的路子,做一名温润诗意生存的君子,超越现实,目光朝向诗与远方。”
李浩要求自己“把事做好,把名看淡”。面对商业文明的诱惑,畅销书作家的气宇轩昂,他抵抗旁骛,在布满尘土的旧纸故书中辑录考证、分析研究、编制索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钟表指针般步履不停。他说:“我深知自己资质愚钝,只好就在这块自留地上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不必看人脸色,更不必随人俯仰,乐得逍遥自在,也许这是我等迂腐书生负隅顽抗,与现代文明博弈的最后一条鸿沟了。”
古典诗歌是李浩的学术研究对象,也是他心向往之的生存方式。他疾呼文人雅集小酌“能舍俗求雅,诗酒相激,机锋碰撞,或对句接龙,或唱和应酬,其乐也融融,其境也冲冲。”
散文写作也是李浩保留灵性、舒张自由的另一种方式。他先后出版了《怅望古今》《行水看云》《课比天大》《野天涯》等散文随笔,在文中称自己是一棵疼痛的芦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对话者,时而以反智的方式重建被理性剔除的思维本身,时而又用自己的坚忍来经历内心黑夜式的精神体验,时而又以思维“短路”的火花来点燃体悟认知的烈焰。苏州大学王尧教授说李浩的散文“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内敛中藏锋芒,平静中亦有几分狂狷”。西北大学杨乐生教授说:“每一篇的背后都或隐或显地站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知识分子姿态的李浩,不论或大或小的话题都贯注着李浩的自由意志。”
一面回望传统,一面着眼未来,李浩圆融地行进在学林和尘世旅途上。他十分注重学术和道义的传承,在多篇文章中引用陈寅恪“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与人”来强调坚守,甘当“老宅子看门人”。同时又高度关注工业革命、信息技术最新进展,对重要科技名词信手拈来,眺望学术的范式演进和社会的趋势走向。
李浩带领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 马骞/摄
2016年,在李浩力促下,西北大学组建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念兹在兹,朝斯夕斯,李浩倾尽心力投入中心建设,以期更好地返本归元、涵养新知,推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在古典美的阆苑仙葩中周游,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云兴霞蔚的万千妙景让李浩目不暇接。李浩说:“也许只有到鬓已星星也,才能知天命,体合宇宙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领悟文道的深邃,恍然文字的奥秘。如此,将是长久的追求,终吾身而已矣。”
李浩教授说自己年龄越大,越喜欢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组诗,其二七二写道:“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周易》一书以乾卦起头,第六十四卦没有用象征完美圆融的既济收尾,而是以表示事尚未完成的未济卦压卷,说明天地万物迁移流转,永无止期,人的认知也在不断推进,不断迭代,不断升级。故曾国藩晚年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求阙斋”。他说他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但有幸赶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指数式进步的时代,故应该不断拓展认知带宽,升级心智层级,努力为历史和民族留下一点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