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1927—),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思想史家,西北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他1952年底到西北大学任讲师,1978年任副教授,1980年任教授,1988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8年12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1989年10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华夏文化》(季刊)主编等。

一、辗转求学

1927年10月11日,张岂之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普通人家。南通是清末状元张謇的故乡,经由他的倡导和践行,南通市的实业和教育比较发达。张岂之有幸在那里读过小学。

由于日军侵华,南通危在旦夕,张岂之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经过千辛万苦向后方转移。张岂之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读过初中,曾撰写散文《烛》回忆当时艰难而刻苦的求学时光。后又在重庆读南开高中,沐浴于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智慧的阳光和雨露中。

读高中时受课外书的影响,张岂之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或史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已从昆明迁返北平、天津,这一年夏季三校联合招考本科生。张岂之赶到古城北平,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被录取。秋冬之际(开学晚了),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新生在北平沙滩的红楼和北楼听课,张岂之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1946年至1950年夏)。作为北大灵魂的老师们有着高尚的人品和学品,薪火相传,他们的身教言传一直在影响着张岂之的生活和工作。

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张岂之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汤用彤、朱光潜、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讲课,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1946年至1948年北大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尽管他公务繁忙,但每学期都要抽出一些时间给文学院的同学讲演,当时他讲《水经注》,介绍他的治学方法,张岂之每次必听,受到一些启发。

张岂之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当时北大的教授有不少是古今、中西融通的学者,如汤用彤、贺麟、冯至、朱光潜等。冯至先生精研德国文学,但他对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也有研究。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的成就,他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深厚的修养。贺麟先生对中国宋明理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很有功力,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家。贺麟先生为学生们开出一门选修课“黑格尔哲学”(在贺先生之前,张颐老先生曾经开出“黑格尔哲学研究”专题课)。1948年选读贺先生“黑格尔哲学”课的,共有五位学生:杨祖陶、杨宪邦、陈世夫、梅得愚和张岂之。贺先生的讲课方法很有创意,他对黑格尔哲学作了简要介绍以后,便让学生直接接触黑格尔的原著,指导学生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当时,贺先生已经把《小逻辑》译成了中文,要求五位学生分工将中文译稿对照德文本和英文本,“加以校正”,或者提出问题讨论。这样的讨论每周抽出一个晚上来进行,不在教室,而在贺先生家中的小书房内。每次去,贺师母为学生准备了茶水,贺先生的女儿亲切地称他们 “叔叔”。开始他们对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本提不出什么意见,因为对《小逻辑》尚未通读一遍。经过贺先生的启发以及对《小逻辑》的思想体系有了一些理解以后,在讨论贺先生的中译稿时,几位学生才有话可说并展开争论。贺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些发言对他校正《小逻辑》译稿有帮助。后来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本正式出版,他在序言里提到这五位同学的名字,并简要地叙述了当年讨论的情况。这种教学的方法,是真正启发性的,效果也很显著。

二、结缘西北

1950年张岂之从北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并入北大,这时,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已经在西安市就任西北大学校长,他要张岂之和爱人孟昭燕(同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一起去西北大学任教。1952年底,张岂之夫妇到了古城西安。张岂之跟随侯外庐先生从事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拓展和教学工作,后来侯先生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岂之便往来于西安与北京,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接受锻炼,为此后毕生从事该项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先生为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作为侯外庐的学生和长时期的助手,张岂之深有感触。他认为,将社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是侯外庐学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侯外庐先生和他的合作者在史学和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方面,特别注意解决前人未解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具有打“攻坚战”的勇气和魄力。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中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梯队的建设。

他选中的年轻助手,他都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给予信任。那时,张岂之等几位年轻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小时就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若干问题和侯先生交谈。这种交谈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关于一些思想家的评价,往往在师生的交谈中产生出新观点和新论断。例如关于柳宗元哲学思想,师生曾经作过不止一次的讨论。关于韩愈思想的评价,也有过不同角度的研究。

“在水中学习游泳”,这是侯外庐先生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经验。张岂之是其中受益者之一。从50年代开始张岂之等年轻学人在侯外庐先生指导下工作,任务就是参加科学实践;在研究的基础上写书,力求写得扎实些,写得好些。如《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著,侯外庐先生很放手,那时协助他的几位助手都很年轻,侯外庐先生给他们“压担子”。这里要提一下《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作者中的“诸青”,侯外庐先生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说:“诸青是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名字。他们是: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 几位年轻助手后来回忆,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事先没有想到自己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竟写了那么多的章节,这和侯外庐先生的具体指导和热情扶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什么都谈不到。侯外庐先生的几位助手都是在科研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在共同事业中结成的师生情谊,历久不衰,成为张岂之在教学与科研中坚持不懈、历久弥坚的精神动力。

三、焕发生机

1977年是张岂之生活史上一个不吉祥的年头,整整病了半年,查不出病因,后来还是查出了。医生说要进行手术化验,化验的结果不是大病。他从北京宣武医院出院的那天,觉得天是格外的明亮,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出院后几天便匆匆赶回离别了数月之久的古城西安。这时,高等院校风气也为之一新,百废待兴,张岂之正面临着一次新的人生机遇。

西北大学新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郭琦在西北大学校史与陕西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郭琦去世后,张岂之撰写《忆郭琦同志》 ,情文并茂,并被收入《美文》杂志刊登。2010年8月28日上午在西安唐城宾馆举行的《思念中的郭琦校长》发行座谈会上,张岂之赞美郭琦校长具有宽阔的胸怀和深邃的教育思想,而且颇有感触地说:“有些人辞世以后,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被世人遗忘,但也有人,随着世事的变迁,人们不但不会忘记他们,而且思念愈深。”

郭琦上任后委托党委办公室负责同志约见张岂之,两人见面好像是老朋友。郭琦诚恳地说:“我们经过研究,决定请你出来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经过再三斟酌,要请你出来。”这完全出乎张岂之的意料,此前他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张岂之坦率地说:“我没有做过行政工作,而且我要经常去北京,帮外庐先生做点事情。”郭琦书记满怀信心肯定地说:“我相信你会做好的。系主任最好由学术带头人来担任,这不会影响你的学术活动。”当时,“学术带头人”还是非常新鲜的词语,和他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听到的声音完全两样。张岂之后来回忆,之所以接受去做西大历史系系主任,大半是郭琦校长的诚恳态度,觉得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大学校长。

1980年5月,由郭琦校长任团长,张岂之任副团长,组成西北大学赴日教育考察代表团。接待他们的是日本京都大学以及京都的一批年轻汉学家。这是西北大学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学校的名义迈向国际教育和学术界的第一步。现在看起来简单,可是在当时迈出这一步并不简单,需要智慧、见识和勇气。郭琦校长访日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宴会,在这种场合他热情地回答日本朋友所提关于中国饮食、艺术、名胜古迹等方面的问题,双方增加了了解。不论在任何场合,郭琦校长始终稳重安详、挥洒自如,表现了我国一所重点大学校长应有的令人折服的教育家风度。这种风度给人的印象不是傲然,也不是自卑;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是卑微委琐;不是语言乏味,也不是滔滔不绝;不是木然,也不是轻浮。他给人们留下了将学术和外交熔于一炉的长者形象,使人觉得他是那样的宽宏大度,而又非常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这次访日签订了《西北大学与京都大学关于学术交流备忘录》,并初步奠定了西北大学和京都同志社大学日后交流的基础。郭琦校长此次访日和京都的年轻汉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成为西北大学和日本一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郭校长的工作态度和风格对张岂之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1981年张岂之应邀到京都大学作三个月短期讲学时,京都大学校长在接待的时候亲切地问候郭琦校长,称赞道:“郭琦先生上次访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长者,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长者。”

郭琦校长与张岂之多次处理学生罢课的事,表现了教育家的宽阔胸怀和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既坚持原则,又考虑到多种因素;对学生既提出严肃的要求,而在人的处理上又是十分的慎重。不少从西北大学毕业的校友回想往事,老校长郭琦和老主任张岂之循循善诱的形象和他们对于母校的怀念联结在一起。

1984年与1987年分别完成和出版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册,凝聚了写作集体的智慧和汗水。在编写过程中,张岂之也得到了邱汉生先生的教益和帮助。张岂之在《治学浅议》中回忆,说邱汉生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高尚品德十分令人敬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悲观,总是倾心竭力地从事学术研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后学的帮助不遗余力,虽患有眼疾,视力很差,然而对于书稿总是一句句地看,认真提出修改意见。老一辈学者的言行,对于张岂之等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张岂之在随笔《谈花——怀念邱汉生先生》一文中曾深情地赞美邱先生的高尚人格和严谨学风。

20世纪九十年代,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14册),历时九年完成,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促进陕西历史与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编撰过程中,张岂之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时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张军孝对此记忆犹深,他对张岂之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充满敬重、敬佩之情 。

1985年到1991年,张岂之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按上级命令试行校长负责制,推行学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构想,延请人才,突出学科综合和特色发展,创立和积累联合办学的新经验,在学校管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曾在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的退休干部崔漪先生2007年9月12日撰写《往事回眸——在张岂之校长身边工作的日子》一文,他回忆道:“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便由一名曾受过批判的普通教师而连升三级,挑起一所历史悠久,全国重点综合大学校长重任,这无疑由于他的才能不凡,又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与平台,使其个人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与释放,如果没有这一切,恐怕他只能是嗜书成癖,孤灯伴黄卷,寒窗苦度一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张岂之长期担任高等院校专任教师,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兼任学校行政职务,特别是在担任西北大学副校长与校长期间,率先进行了一系列产学结合的改革试点,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西北大学外引内联,积极推荐优秀学子出国深造,在培养和积蓄学术人才、争取学术资源与发展契机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四、乐此不疲

1991年张岂之从校长任上退下后,有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究上,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不懈努力。先后撰写和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史》(简缩本)、《中华人文精神》、《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9册)等,主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录》(12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13册)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好评。在此期间,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以及大学师生的要求,他又主持了几种受读者喜爱的教材,包括《中国思想史》(上下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十五讲》等。

张岂之受出版社约请,先后出版《儒学•理学•实学•新学》 、《张岂之学术自选集》 、《乐此不疲集》 、《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著作。

这个时期,张岂之往来于西安和北京之间,并到全国各地高校参加学术研讨,主要探讨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受教育部相关部门委托参与一些活动,在高校学科发展与教学指导方面做出了贡献。他较早进行校企联合办学的改革与尝试,其教育实践经验与教育研究成果已收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编《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第三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等中,是截止目前在西北高校收录的健在的教育家中的唯一的一位。

在张岂之带领下,其学术团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所在学科点中国思想史研究位居全国前列,具有学科优势,1984年获得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被评为陕西省重点学科,1987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5年获准设立国家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6年被列入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点,2004年被批准为首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学科点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例如:《宋明理学史》(2卷,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版,199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二等奖,2000年获郭沫若史学奖荣誉奖)、《中国科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4年初版、1998年修订版、2000年再版)、《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08年获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2009年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6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年版,2007年获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中国历史》(6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005年获国家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历史新编》(4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西部人文丛书”(30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2010年版)、《环境哲学译丛》(6种,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011年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录》(12册,西安出版社2008、2012年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13册,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长春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多年来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先后担任中宣部、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规划课题等多项。2016年获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

除了编写教材,编写普及读物,让公众更加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本质和现代意义,是张岂之一直很重视的工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兼有教材和文化普及读物的功能,他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张岂之看来,多编写文化普及读物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不能因其小而不为。针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既需要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二者相得益彰,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社会、与大众隔绝,就不能更好地做到“以文化人”。张岂之认为:“编写高质量的普及读物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有耐心和专业研究,还要以负责的态度来写,做到深入浅出。”

张岂之常借用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的提到话来勉励自己:“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他也因此将自己的一部论文自选集命名为《乐此不疲集》,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感情,从青年时期到现在一直坚持不懈,情有独钟。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张岂之在教育教学管理和研究方面,也能够自觉地将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运用起来,使其教育理念和实践更加具有理论性、学术性、人文性和实践性,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人文教育观、高校管理、研究生培养以及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

他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究上,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不懈努力。指导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人才200余名,在全国各级教育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他担任主编的《华夏文化》(季刊),是传播和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重要平台,已出版121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和从事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大学的人文教育》等。张岂之及其教学科研团队较早研究和认识到文化的教育价值,并萌生出文化育人的大学理念。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张岂之根据教材严重滞后的现状,组织系列文化育人教材。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和努力,逐渐形成了特色独具的教材体系,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思想精华为主干,兼融吸收世界思想文明成果。张岂之指导教学团队根据系列教材,组织课程体系,拓展教学模式,建立教学队伍,努力使学生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其文化欣赏能力,提升思维水准,陶铸道德人格,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成为有文化品味和内涵的优秀人才,以及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张岂之提出“文明人”的概念。他认为:“显然,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和西方一些国家的通识教育相比较,有她自身的特色。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努力吸收过去传统人文教育和西方通识教育的优秀部分,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体系,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准备。” 将教育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突出其中的文明价值和文化向度,沁润着张岂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心血和智慧。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思想形成的实际过程看,“文明人”的概念是张岂之文化素质教育思想中具有独创性的概念,更是理解其思考的关键性概念 。“文明人”的提出,显示出张岂之对教育的人文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

张岂之热爱自己的专业,认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他曾经形象地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学科就是春草。他经常用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来勉励自己:“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此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所以,他将自己的随笔集命名为《春草集》,也常常用“人文学人”自称和称呼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工作者。

2021年11月中旬至今,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他一直心念教育教学,多次称自己还能上讲堂,喜爱教学,喜爱与研究生交谈,喜爱在科研基础上编撰教材,孜孜矻矻,“乐此不疲”,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教育科研以及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责任编辑:黄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