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栏目主持人 王彬武

翻看厚厚的两本《越群说教育》，似与一位长者促膝长谈，有些絮叨，但充满智慧与洞见。这些文章大多数在“越群说教育”公众号里已经阅读，现在变成铅字，辑录成书，让那些漂泊的文字和思想有了新的归宿，再次读来就像新环境遇见老朋友，倍感亲切。书中主要汇编了2017年到2019年所发的公众号文章，短短三年，居然铢积寸累，聚沙成塔，洋洋洒洒写了50余万文字，老朋友几年不见，一下变得积淀深厚，令人刮目相看。

我与作者王越群是忘年交，因为彼此都十分关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话题，一起探讨问题比较多。看到这两本书，猛然感觉越群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教育的观察者、思考者和表达者，特别是这些文字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文风平实，通俗易懂，传递出对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也体现出对教育的一种深厚情怀。

一

2017年到2019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心从注重数量、规模、条件、覆盖率、普及率等对外在目标“量”的追求，转向注重质量、公平、内涵、素养、价值等对内在目标“质”的追求；基础教育在育人体系中的定位，纵向上更加注重大中小幼、上下贯通的一体化，横向上积极推进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同，以及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探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整个国家基础教育的发展心态从亦步亦趋地追求学习发达国家，转向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础教育，不再盲目学习发达国家，开始树立教育自信。我们称这是中国教育的转型期，转型不仅意味着教育方式的变革，还涉及教育利益格局的调整，教育价值观的“震荡”。基础教育的转型，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心理的焦灼、不安，甚至是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础教育快速发展中积累的优质资源不足，发展不平衡，急功近利，方法陈旧等很多问题沉渣泛起，整个社会以急切而焦灼的心态对基础教育改革给予极高的关注。这一时期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种种努力也是为了适应这种转型，均衡发展、学区制改革、集团化办学、课堂革命、学生减负等。越群先生把目光投向这些焦点问题，提出他的观点和看法，既有引导社会认知的担当，也有政策建议热情。

这个转型期还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教育和知识公共属性的普及，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提高，大多数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每个人的受教育经历都很丰富，所有的人都会对教育提出自己的观点，都能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对教育的看法。可是教育问题的讨论就如同一日三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吃货”，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营养专家，成为美食家。教育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研究教育越是深入，越是觉得困惑。教师、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经验批评教育，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自己可能也没有合理的答案。比如孩子学习中影响学业成绩的因素究竟是学习时间长短重要，还是学习方法重要；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究竟是训练集中思维重要，还是发散思维重要；在激励孩子学习时究竟是应该肯定他的努力，还是应该肯定他的聪明。即使面对大的教育改革政策，其实也难以说出其中的道理。比如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家长、教师、管理者的理解都不同，我们知道学生课业负担重，学得很累，但对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出路在哪里，是体制原因还是文化原因，是方法问题还是内容问题，可能谁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样一个教育发展转型期，在众声喧哗的讨论中，需要理性的声音。比如西安“小升初”摇号，社会上有很多“懒政”“让学生撞运气”“暗箱操作”等谩骂指责，越群教授大概有十来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摇号”上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寻求政策、法律与现实的平衡，在客观上斩断了“灰色”利益链，是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能够把教育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和现实环境中分析，有理有据，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一味指责。这种对待问题的理性态度，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推动是主要的动力，但是我们不可忽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对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越群先生总是能够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问题，探讨问题的本质，提出建议。也许教育改革的归宿就是让教育的行为能够回归本质，然而教育发展为什么又往往偏离本质，这就是问题所在。2015年我邀请王越群教授在省教育厅的周末讲堂上讲家庭教育。2017年我们探讨作业改革问题，并出台了一个关于规范家庭作业的文件，可以说王教授关注的教育问题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现在回过头看，三五年前关于作业问题、家庭教育问题、民办义务教育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正在面对的具体现实，“双减”政策实施，作业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规范民办义务教育等，都已变成了教育政策或改革的行动。而这些变化，我们都是经历者。

二

王越群是大学教授，在大学研究教育问题的人不少，但是真正关注现实的教育问题，把引导社会认识教育问题作为使命的人并不多。大学教师因为研究问题的深入程度相较一般人来说要高很多，而这种深入研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脱离现实社会，追求所谓的“纯学术”，大学的研究成果很多，创造的真真假假的理论很多，但是关注并能够影响现实问题解决的成果并不多。

大学除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传承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服务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依靠大学教授去实现。但是，由于评价导向的原因，大学教师需要有自己的“专业产品”，就是把发表专业性、学术化的论文作为立身之本，而这些学术产品又受到严格的规范标准约束，导致学术规范性走向了学术“狭隘化”。一方面大学教师的学术产品要严格按照模式化的语言体系、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创新内容等要求去呈现，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学术产品要被同行认可，就得区分各种学术的流派，选择自己主张的立场，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固步自封。

越群先生没有被大学的这种学风所左右，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瞄准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以自己独有的理性分析和建议主张影响社会。持之以恒地写这些文章，并非易事，但是做这件事情，对提升他作为一位大学教师的职业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这就是一种情怀，面对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而且在看清教育的真相后依然保持着对教育未来的信心和信念。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越群先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他不仅通过文章来影响我们，还经常去中小学作讲座、报告，像一个传经布道的思想者，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介入到教育的世界和教师的生活，显示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还是省政协委员，每年提交大量教育类的提案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其实，学术如何与公共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普遍存在的追求学术的精致化，脱离社会生活现实，可能不仅是一个学术自身的问题，还是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伦理问题。今天，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面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仍然会感到焦虑不安，束手无措，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知还缺乏应有的理性精神。说明教育已经告别了经验主义，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觉悟和解放的条件，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和践行成为人之为人的自由、幸福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越群先生这些通俗易懂、直指人心的文章，还有着社会启蒙的意义。

三

阅读《越群说教育》，非常佩服其教育的敏锐感，这种敏锐感一方面是能够准确捕捉到教育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能从各种社会现象中发现教育的道理。

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事论事。加拿大的教育学者马克斯·范梅南提出了教育现象学的理论，就是要从教育的表象敏锐地发现背后的教育机理，选择适合的教育行为。可以说，教育现象学既维护了教育的专业性，又拓展了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对待教育的问题，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问题都是“冰山一角”，很难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作为专业人员，就要能够“世事洞明皆学问”。《越群说教育》里的文章就有这样的特质。如一所学校因为景区改造面临拆迁，就引发了学校对景区文化元素的重要作用，以及城市教育发展和布局问题的探讨。如雾霾严重导致中小学停课不停学，引发对教育信息化的思考，以及教师信息化素养的问题。如针对学校的“阴阳课表”的现象，探讨课程改革、课程设置等问题。这些文章都是把教育现象作为观察对象，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这些文章，能够帮助教师、家长和关心教育的人们认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引导社会教育认知水平的提高。

投资大师查理·芒克有句名言：“手中有锤子的人，把世界都看成钉子。”有了“神器”，什么问题都会用自己的“神器”去解决。越群先生对教育问题的熟稔，教育就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成为审视世界万物的一种视角，一种解读工具。这也是一种敏锐性的表现。中医理论被他用来分析民办学校小升初的问题，从大医精诚、是药三分毒、相生相克，再到虚不受补、一人一方，用得十分贴切。观看一场世界杯比赛，越群先生也能联想到人生和教育问题，引发关于奋斗、合作、规则等与教育有关的启示。有一篇讨论“周岁”“虚岁”的文章，从中国人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传统，联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应该从胎儿时期算起，让人觉得意想不到，也有几分道理。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越群教授对教育问题的痴迷和敏感。

越群教授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的文章里充满了一种智者的情怀，不偏激不悲观，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无论对教师、家长，还是一般想了解教育的人，这些文章都有可读之处。

作者单位：陕西省教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