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风雨、迈过艰辛，开创繁华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事业的遍地开花离不开党的高瞻远瞩。尤其是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对小学教育的探索实践，是教育史上璀璨的篇章。党在地处西北高原、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文化教育荒地”——陕甘宁边区对小学教育的探索实践经验，对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等的实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徐特立说：“边区是中国文化教育最落后的一个区域。”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封建迷信广泛存在于群众头脑之中，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边区人民不懂得教养孩子，不懂得卫生常识，卫生条件差，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这种落后的历史状况在边区政府成立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区政府成立后的近三年是边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毛泽东提出的国防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边区政府推行普及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并结合边区当时的文化教育现状，改革学制、课程及教育教学方法，实行民主的学生管理制度，使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的发展使得边区小学学校数量大幅提升，但学校数量的提升并未带动教育质量的提升。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边区走上“正规化”的探索道路，学校数量的增长减缓，质量相对提升。在平衡学校数量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矛盾中，边区政府及时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提高了边区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缓解了政府办学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区教育质量与数量的协调发展。回顾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小学教育历程，总结边区发展教育事业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等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发展历程

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发挥广大民众的作用。发挥民众作用的重要途径便是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思想意识水平。而在当时的边区，封建迷信充斥在群众头脑中，一些贫苦群众甚至几辈子不识一个字。为改变边区文化贫瘠的社会面貌就必须向广大群众普及文化，普及文化最直接最重要的路径便是兴办小学教育。边区小学是向儿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政策的重要阵地。通过小学对儿童进行教育，教育儿童进步的同时影响其家庭进步，帮助群众提高其文化及思想意识水平。抗战时期，边区在对小学教育的探索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扩生”阶段、“正规化”阶段及“民办公助”阶段。

（一）“扩生”阶段（1937—1940年）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全边区150万人口中，仅有120所小学，3000名学生，群众文盲率高达99%。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便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在边区设立教育厅，在各县设立专管教育工作的第三科，大力开办学校，广泛动员群众送子女入学。为使边区小学教育符合抗战、边区广大劳苦群众所需，促进边区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施国防教育，要求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并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斗争》中再次强调：“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边区也制定、颁布了相应的教育政策。1937年陕甘宁特委会在《特区政府施政纲领》（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中提出实施普及免费的国防教育政策。1938年8月，边区教育厅颁布《关于扩大和改进小学的决议》要求扩增学校，对学校的扩增数量及学生规模作出详细规定，并在1939年颁布的《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中要求进一步扩大学校数量与学生规模。同年，边区政府颁布《边区抗战时期执政纲领》，强调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实行普及教育后，边区小学教育迅猛发展。小学学校数量由1937年春的320所增至1939年秋的993所，比1937年增长了210.31%，学生人数由5600人增至23089人，比1937年增长了312.30%。为进一步推动普及教育的落实，1939年底，边区制定《普及教育三年计划草案》，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对边区8万儿童的普及教育。为完成上述目标，边区政府于1940年3月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7~13岁儿童，不分性别、阶级、阶层，一律入学。并于年底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将义务教育年龄调至8~14岁，强调对经过劝说仍不送孩子入学的家长予以惩罚。在政府各种政策的引领下，边区小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据统计，至1940年秋，边区共有小学数量达1341所，学生数量达43625名。

“扩生”阶段相关政策

（二）“正规化”阶段（1941—1942年）

在“扩生”阶段的发展中，边区大力提倡普及教育促进了小学学校数量的发展，为贫农子女的入学提供了方便，但广大群众还存有一定的思想包袱，不愿送子女入学，怕子女一入学就成为“公家人”。边区政府为解决上述入学问题，颁布相关政策如《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等强制适龄儿童入学，这一强制措施忽略了边区生产生活实际，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尽管在边区一系列政策引领下，边区学校数量和入学人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边区的小学教育在质的改进方面总赶不上量的发展。

在意识到质量发展欠缺、强迫教育政令存在的问题后，边区开始着手推行“正规化”办学，企图通过“正规化”办学带动教育质量的提升。所谓“正规化”办学即在学校规模、设施设备、时间安排、人员配备等方面强求标准化。其实，早在1938年边区教育厅颁布的《关于扩大和改进小学的决议》中就指出在教育方面要努力争取正规化。虽然早在抗战初期就颁布有“正规化”政策，可当时边区忙于普及教育的任务。直到1940年，边区意识到教育质量有待发展，强迫教育政令与边区实际脱节等问题后，于三科（教育科）长会议上提出“重质不重量”的办学要求，规定每县取消10个普小，办好一个完小；不满规定人数的学校不准开学；要求年级、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1941年，边区教育厅颁布《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提出具备规定条件（师资、设备等）的小学可继续开办，强调边区小学教育工作要重视“健全正规制度，提高学校质量”。该政策的颁布标志着边区小学教育正式步入“正规化”阶段。此后，边区根据相关规定，开始大量精简、合并学校，在撤并学校方面机械执行“五里路以内合并，五里路以外取消”的原则。结果大量不符合规定的学校被撤销、合并，导致学校集中于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之地。1942年初，据17个县统计，合并初小30.2%，学生减少40%。这种“正规化”的办学要求在当时经济落后、物资贫乏的边区增加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学校集中造成学生就学的不便，制度“整齐划一”不利于农民当时的生产生活。“正规化”的实施同样也导致教育内容的“正规化”。“正规化”办学内容多以文化知识为主，但这些文化知识大多远离边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相脱节，如反映大都市生活、有关机械等知识内容。在持续近两年的“正规化”办学发展进程中，边区学校数量与学生数量大幅减少。

（三）“民办公助”阶段（1943—1945年）

边区的小学教育在“扩生“阶段致力于普及教育的落实，大力发展学校数量，动员学生入学。在发展学校数量方面，边区学校数量的发展未带动教育质量的提升，导致教育质量的低下。在动员学生入学方面，颁布相应政策，强制学生入学，这种主观性的强迫措施引起群众不满。在意识到这些问题后，边区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主的“正规化”方向。但这种“正规化”为边远地区的学生入学造成不便，不符合多数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教育发展，边区教育从1943年开始走上正确发展之路。为解决前两个教育发展阶段中存在的问题，1942年，边区开展整顿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的整风运动。1943年，整风运动深入边区小学，边区开始对小学教育进行变革并对小学教职员工进行集体整风。通过小学教育的集体整风，边区更加注重教育与群众、与边区实际的契合。1944年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会议上批评小学教育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倾向，要求小学进行全方位改革。4月，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指示信》，提出边区小学教育实行“民办公助”政策。“民办公助”政策即根据群众自愿与需要原则，允许各地群众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学制年限、课程内容、休假时间等事宜。必要时，政府予以政策引导、师资支持等。“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实施激发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边区一时间呈现出各阶层合作，一同出力、出钱、出知识，一致办学校的景象。在此期间，边区涌现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民办公助学校模式。例如，米脂高家沟模式、杨家湾模式。

1944年10月，为检讨、反思边区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总结1943年以来教育改革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对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边区政府召开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边区教育发展历史进行回顾与检讨，批评了以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表扬、奖励整风运动以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肯定并延续“民办公助”等相关政策，为教育的蓬勃发展指明了道路并从政策上予以肯定。文教大会后，边区小学教育大有发展，从文教大会前的1090所，发展到文教大会后的1181所，其中民办小学从文教大会前的574所发展到文教大会后的730所，占比从52.66%增长到61.81%。

二、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发展经验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从弱到强，从重数量的发展到重质量的提升，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探索中走上了量与质并重的发展之路。在边区小学教育曲折的发展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教育经验。

（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中。在物资极度缺乏，极端困难之地，中国共产党仍能够领导边区小学不断发展。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在该思想路线与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整顿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及时纠正边区小学教育在“扩生”“正规化”阶段产生的问题，并提出符合边区实际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将小学教育引入正确发展之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从抗战实际出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实行国防教育，并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要适应战争的需要。在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指导下，边区在小学教育的发展中，不仅在教育方针，就连学制、课程、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革新，使之符合边区生产生活实际。在学制改革上缩减学制，使之适合边区抗战实际；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政治、军事内容的学习；在教学组织上采取多种诸如游击小学等切合抗战实际的形式。在教学方法上采取随学随教的“小先生制”、实物教学、游戏教学等多种生动活泼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边区教育在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高瞻远瞩，不仅考虑到抗战时期对教育的特殊性需求，还注意到教育的前后承继关系及教育在自身系统中的相对独立性，故在强调战时课程的学习之时，仍不忘普通文化知识的学习。

（二）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

边区在教育发展中，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提出“民办公助”政策，使得边区小学教育遍地开花。在边区小学教育探索中，无论是在学制的改革，还是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或是教学形式的变革上，始终把群众需要，群众自愿原则摆在首位。缩短学制年限以使群众得以负担起教育支出；增添边区群众需要的课程文化知识；改革过去以打骂为主的教育方式，采用民主管理的方法教育儿童，开化百姓，让群众感到党对人民百姓的爱护与尊重。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一方面保证学生的文化知识学习，另一方面也不耽误边区群众的劳作生活。“民办公助”政策的实施是党走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通过该政策，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得以激发。群众成为办学的主体，可以决定学校的选址、学制、教学内容、师资聘用、节假日制度等。政府给予相关政策引领，必要时提供师资、设备等支持。毛泽东说过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不仅在于党正确的引导，也在于群众路线的实施。发动群众、紧密依靠群众，从群众实际需要出发，让群众意识到教育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让群众成为教育事业的主人。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陕甘宁边区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穷困。劳动力是当时最大的资源，农民群众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极大，很多农村孩子从小便担负起生产劳动的重任。为在边区顺利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必须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授边区群众必要的生产劳动知识。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进行规范引导，发出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必要性。如在1938 年发布的《边区国民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中规定：“国防教育应注重生产劳动。”在具体教育实施中将劳作课列入小学课程，向学生传授播种、施肥等生产劳动知识，鼓励学生回到家中积极帮助家庭进行劳动，并组织师生进行春耕、开辟农场等劳动实践。在教学组织上，根据农村生产生活形成有整日制、半日制等许多照顾边区劳动生产的组织制度。在节假日制度上，充分考虑边区生产生活所需，给学生放麦假、秋假等农忙假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施，不仅提高了群众劳作的科学性，更让群众看到子女经过学习自身发生的巨大转变，提高了群众对边区教育的信心。越来越多的群众愿意主动参与教育、管理教育，边区的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是我国教育史上一项伟大的成就，是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在穷苦落后的边区为发展小学教育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教育发展中的探索与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实践探索已成为过去，但这些历史经验至今仍激励着广大教育研究者们，那些耀眼的历史足迹为我们当代的教育教学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