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届“教师节”的亲历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年方二十一岁，正在一所中学任教，迎来了首个“教师节”。

为教师特设节日，无疑是想唤起全民尊师重教的意识。国家对教师的重视，隐含其后的，是社会对教师的不重视。当某一个事项必须以官方颁布新政的方式予以强调时，说明此事在现实中已面临着危机。虽已拨乱反正，但贱师轻教的余毒一息尚存，教师的头颅依旧还像猫头鹰一样地蹴缩着。教师被讥之为教书匠，和铁匠、木匠和泥瓦匠等视为同一等级，仅为手艺人而已。在很多人的眼里心里，教师就是哄娃的“娃娃头”，又穷又酸，无权无势，还笨狗扎个狼狗势地故作清高。姑娘择偶，盛行“一工二干三教员”。也就是说，教师的身价，远低于工人，仅比农民略高。及至于连街道里的女售货员，遇到教师也躲避，不愿下嫁其为妻；政府机构一个吆鸡关后门的打杂者，或者随便一个工厂下苦力的包装工和搬运工，似乎都有资格在教师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

持久的灰头灰脸，使不少教师从外形到内心皆呈蜷曲之状，甚至个别人还显现出某种精神的卑贱：见到一个小吏就惊慌失措，攀附上一个政府职员就沾沾自喜，传统“士族”应有的格调与范式丧失殆尽。在以道统为治国方略的古代华夏，教师的地位何等之高啊！高得直抵天庭，几乎与日月星辰同辉，作为草芥般的凡人，只可跪拜，岂敢冒犯？冒犯，那是大逆不道，极易为自己埋下祸殃的伏笔。那时候，教师是道统的载体。体现在“天地君亲师”这份封神榜单里，教师端坐君王之后，父母之前，赫然位列第四。

然而世事跌宕，一场突袭的腥风血雨，使处于漩涡中心的教师，瞬间从云端跌落尘泥，如同遭受风吹雨打的芭蕉叶，憔悴而萎靡。即使后来得以拨乱反正，教师头上戴的那顶“臭老九”的帽子已被摘除，但精神的佝偻症却像绝症一样难以疗愈。骨头碎了，脊梁弯了，舌头短了，气节失了，尊严没了，教师的精神气度和道德水准，足以和贩夫走卒混淆，并非如预期中的那样“木秀于林”。

在他贱与自贱中，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节日从天而降，这对教师们而言，仿佛凭空摸到一张奖票似的，暂且不论奖票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但至少，能亡羊补牢地给教师们的心理，以些许的慰藉和鼓舞。“教师节”的确立，表明的是一个国家尊师重教的态度，映现的是一个族群立志于摒弃野蛮靠拢文明的坚定信念，它在旁敲侧击地警告世人：教师是用来敬的，不是用来辱的；一个国家强盛之厦的屹立，要靠教师垒砖；一个民族文明之花的盛开，要靠园丁抚育。教师尽管算不上知识的创造者，却也是知识的搬运工，知识的小商贩。如果没有众多搬运工和小商贩的辛勤付出，再丰盈的知识，也只能锁在仓储里，化为密室里僵死的古董，决然无法以和蔼的表情，进入凡夫俗子的视界，植入学子的大脑。

“教师节”有着给篮球充气、给病猫注射激素的作用。晦气没有了，代之的是喜气；沮丧消散了，替之的是亢奋。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节”更像是一顶高帽子，一层脂粉霜，对于改善教师们面容的色度和精神的气候，有着显著的功效。至少，社会上那些以对己有用还是无用来为交际圈画线的浅薄之人和势利之徒，望向老师的目光，不再那么满含不屑。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考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对弱者的态度，考量着一个社会的良心指数。

记忆里，在过第一个“教师节”时，平日里无比刻板的同事们，个个都像被灌醉似的，脸上弥漫着醉态，眼睛笑得挤成了两条窄缝。学校召集老师聚餐，不少女老师预先闻知此讯，一定要去街上的理发馆梳理头发，并换上新装，从而像新娘一样款款步入教师的食堂，从而使这场聚餐，像婚礼庆典那般喜庆，洋溢着你好我好的欢愉，飞扬着相互揶揄的笑声。说是聚餐，仅为六菜一汤，无酒水，亦无饮料，只是盘子的菜肴里，比之以往多了几个肉丸而已。按当下的标准，这样的饭菜颇为寒碜，但在那个萝卜丝土豆丝大唱主角的年份，却甚为丰盛，因此教师们也就吃得狼吞虎咽而又意犹未尽——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为改善生活，我和一个关系要好的同事约定每周结伴外出一回，以豁出去的架势下馆子，自己犒劳自己。在街边的饺子店，每人购买半斤肉馅饺子并“歼灭”之，就算饱享了口福。饺子一块二一斤，半斤六毛钱。轮流掏钱，这周我掏，下周他掏。

教师们聚餐完毕，走出食堂，还有礼品可领，谁又能不欢天喜地呢？礼品为一条毛巾被和一把雨伞，毛巾被属于时兴的商品，每条十一元；而伞也较为昂贵，每把两元五角。

一晃数十年遥遥远去，时间像个填埋场，把诸多的记忆葬埋。很多曾经耳鬓厮磨的同事，由于中断来往，都丢失在记忆的尘埃里，绞尽脑汁竟想不起他们的名姓，但过第一个“教师节”的情景，却依然像储存在大脑深处的电影胶片，时不时地跳跃而出，播放出一段段或残缺或完整的画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