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厦门大学的野蛮生长》，其中有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何谓大学，非大厦也，亦非大师也，乃大度也。”

易中天这句话充满了人生感慨。高中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当兵团战士，后来在乌鲁木齐钢铁厂做高中语文老师，1981年考上武汉某著名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课教得特别好，课堂上场场都是座无虚席。然而，欣赏他才华的老校长退休后，他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同事们能分到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他只能拥有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后辈们一个个评上了副教授、教授，易中天却长期顶着个讲师的名头，有段时间甚至被取消授课权，直至1991年才评上副教授，这还是“提调”，即你要走了才给你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92年，易中天毅然离开了武汉。

来到厦门大学后，易中天发现：天空还是那个天空，“人间”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他刚调来的时候，专业不对口，只能在艺术教育学院教点艺术概论，课时不够，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郑学檬便“夺走”艺术教育学院院长兼任的艺术研究所所长帽子，按到易中天头上，并且交代：想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学校不干预。这种大度让易中天特别感动。很快，易中天便用学术成果回报，三年后，他的《艺术人类学》获得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的成果共14项，其余13项的得主都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只有易中天是副教授。林祖赓校长和郑学檬副校长觉得必须给易中天评个正高，艺术学院没有指标，便动用学校公共名额。

获了奖、评上正高之后，易中天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名望，常常会做各种学术奖项的评委，有次省里评奖，他还是召集人。兄弟院校派出的评委都是带着任务来的，谁都希望给自己的学校多争取些奖项。厦门大学自然也有这种想法。可易中天做评委完全是“吃里爬外”，他定了这么几条规矩：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兄弟院校优先，职称低的优先，从未获过奖的优先。这样“三个优先”活活将厦大给“出卖”了。可是厦门大学生气了吗？没有。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陈传鸿和统战部长官鸣向省政协提名，说这人可以去做委员。

大度对一所大学的意义非同小可。大度会使人包容。学术研究的真谛莫过于从事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事情，如果校方老是给学者出题目、定方向，也可能弄出些所谓“成果”，但成果的质量一定会打折扣。大度也会使人公正。一个团体、一级组织要求成员看重整体利益，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个人确实显出了出类拔萃的能力，我们就要给他适当的位置，这样，一则可以更好地激发他本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其他人建立榜样。大度还会使人看淡小圈子的得失。人也好，组织也罢，有得失之心可以理解，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将小圈子的利益置于大圈子之上，也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只服从局部利益，否则，大学就难有格局，也难以涌现像易中天这样被社会公认的大才。

易中天在文章中有段话说得特别好：“大学有如大地，不能要求都是人工栽培，总会有些植物野蛮生长。唯其如此，才千姿百态，欣欣向荣。”以此观之，厦门大学堪称当下好大学的一种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