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的事迹最早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的官职并不显赫，“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 ，他只是汉武帝身边一个普通的侍从，在人才辈出的大汉王朝，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从传统的“功业观”来看，与当时许多的重要人物相比，苏武的“量级”似乎不太够，他没有建立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缺乏足以青史留名的“硬性”条件。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作为一个使者，苏武却做到了“他人之所不能”，他能够在漫长的滞留期间始终对大汉王朝忠心耿耿，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百折不挠，面对唾手可得的地位与财富视之如粪土，面对不可预期的未来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意志和高贵的品格。这在外戚、宦官交替专政，乱臣贼子“辈出”，社会秩序逐渐走向混乱的东汉王朝尤其难能可贵。从这一点来说，苏武的人格力量和精神价值是无穷的，这也是班固把苏武写进《汉书》并对其大书特书，给予极高评价的根本原因。

大汉王朝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逐渐得到确立，班固写作《汉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儒家思想的巩固和弘扬寻求历史的样本和依据，因此迫切需要一批承载并践行这一思想的人格典范，而苏武的行为与儒家理想人格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苏武的形象经过《汉书》的记载而深入人心，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苏武的典型形象和精神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浓缩和升华，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心中共同的记忆和图腾，最终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构建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塑造一个“忠君”的形象，要体现“忠君”的理念，没有哪一个人比苏武更合适，虽然他距离班固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但是就他的精神价值和典型意义来说却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巨大宝藏。我们通过考察《汉书》所记载的有关苏武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明确发现，“忠君”“爱国”是苏武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忠君”是苏武精神价值的根源和底色，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苏武所有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文中塑造苏武形象主要是通过对苏武的语言描写，语言既是思想的体现又是行为的先导，而文中最能体现苏武思想性格的语言主要表现在他应对卫律和李陵的两次劝降上。

一、痛斥卫律

面对卫律的威逼利诱，苏武大义凛然，不为所动。班固有意通过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苏武的性格，场面气氛之紧张，可谓千钧一发。“已斩虞常等” ，虞常只是小角色，斩虞常的目的就是杀鸡骇猴，逼迫苏武就范。“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张胜也请求投降，这相当于诱导苏武投降，因为只要“请降”，就可以保住性命，转变罪犯身份，享尽荣华富贵。而当卫律对苏武“复举剑拟之”的时候，“武不动”。只有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检验出一个人的品格。一方面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一方面是鲜血淋漓的死亡威胁，苏武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可谓置生死于度外，表现出勇敢无畏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苏武鄙视富贵，甚至甘心赴死，支撑他这一行为的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接下来他怒斥卫律的话中，窥见他真实的思想动机。

“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曾经也是大汉的臣子，但是他不顾念皇帝的恩德和为人臣子的道义，投降匈奴做了叛徒。苏武不屑卫律的为人，甚至以见卫律为耻。他认为卫律“不顾恩义，畔主背亲”的行为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苏武心中顾念恩义、忠于主上、眷恋亲人是为人臣子的底线。这里的“恩”，主要指皇帝的恩惠，没有汉武帝的提拔重用，就没有苏武的今天；“义”是臣子对皇恩的回报，也就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对皇帝的忠心。

二、坚拒李陵

相比卫律，李陵的处境更加尴尬和复杂，作者对二人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作者对李陵并没有像对卫律一样通过苏武的怒斥表达鄙夷，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文中作者给足了李陵“戏份”，使他有充足的机会剖白心迹。李陵的话本质上是为自己开脱和辩解，但也不排除有些内容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李陵与苏武还有一层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陵与子卿素厚”，这就决定了虽然和卫律一样是奉命招降苏武，但李陵所采取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熟人、朋友这一层关系的加持，对于苏武来说，拒绝李陵比拒绝卫律更加困难。

李陵劝说苏武的一段话意味深长。首先，他断绝了苏武归汉的希望，“终不得归汉”，“信义安所见乎”，这就说李陵的坚守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也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必要；其次，李陵告知苏武家庭的变故，事实上苏武已经家破人亡，归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这就从主观上打消了苏武归汉的念头；再次，李陵交代了苏武家庭变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汉武帝晚年暴政的牺牲品，借此煽动对朝廷的仇恨情绪以稀释他归汉的执念；最后，为苏武描述朝廷政治生态的残暴和血腥，即使有朝一日回归朝廷也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证。李陵的话句句都是事实，合情合理，可谓诛心之论，按理说，苏武应该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是，面对无法预测的前景，面对家庭变故的噩耗，苏武竟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戚和怨恨的情绪，而是异乎寻常的坚定和冷静。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苏武强调了汉武帝对自己以及家人的“恩义”，作为臣子就要无条件地报答这种“恩义”，即使付出再高的代价、做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因此，家庭的变故、个人的磨难都不能抵消这种知恩图报的意识。甚至在苏武看来，他所有的付出与牺牲就是对君主回报的一种方式。苏武用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类比君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强化了臣对君无条件的效忠与服从。儒家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目的是强调君与臣之间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对等，社会才会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苏武有意忽略了君主的不义，片面强调了君主的“恩义”，把臣对君的付出和回报绝对化，这无疑是对传统儒家君臣之道的强化，体现了儒家思想经董仲舒改造以后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强化“忠君”思想，不仅是本篇的主题，也是班固创作《汉书》的目的之一。

汉武帝确实对苏武有知遇之恩，同时也得到了苏武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回报与付出。即使汉武帝晚年暴虐无常，即使苏武的两个哥哥也因此不幸罹难，但是都不能影响苏武对汉武帝的一腔赤诚。苏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臣子所应该具有的品格和气节，把臣子对君主的忠诚演绎得淋漓尽致，真正做到了“士为知己者死”。苏武思想的形成，当然儒家思想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中看到先秦士风的影子，尤其是先秦时期的那些重义轻死、信然守诺的刺客和游侠。虽然他们的具体行为各不相同，但思想根源和精神实质却与苏武如出一辙。他们一般出身低微，自身才华久被埋没，却都遇到了一个对他们极为赏识的君主，把他们从社会底层挖掘出来，给予他们超出预期的尊重和礼遇，为他们找回失落的自尊，从而使他们感恩备至，把有朝一日报效君主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他们唯君主之命是从，不管对错，不问是非，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我们可以把这种不顾一切效忠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春秋人格”。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忠贞、执着、坚忍的民族。舍生取义、一诺千金、杀身成仁、视死如归几乎就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正如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过类似广为传颂的话，当“生”与“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要做到“舍生而取义者也” 。那个时代涌现出大批令后人肃然起敬、击节赞叹的仁人志士，如赵盾的门客程婴、公孙杵臼，为救赵氏孤儿，保存赵氏血脉，一个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事成之后，程婴也自尽而死），一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的田光，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为智伯刺杀赵襄子的豫让，不惜毁容吞碳，事败之后仍砍杀赵襄子的衣冠以了却心愿。还有为信陵君谋划“窃符救赵”的大计，不惜继之以死的侯赢；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兄弟；以及闻听郢都陷落，无力回天，投汨罗江以死的屈原……这个名单很长很长，他们高风亮节，知恩图报，言必信，行必果。虽曰“春秋人格”，却并非春秋时期所独有，历朝历代不乏其人。

“春秋人格”是不是一种完美的人格值得商榷，但其中忠诚、坚忍、执着的品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是事实。我们可以从苏武身上找到太多“春秋人格”的影子，二者在本质属性上一脉相承。或者说，苏武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春秋人格”的延续，所以他可以面对富贵的诱惑不为所动，面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面对苦难的折磨坚贞不渝，面对家庭的变故不改初心。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为苏武行为的动因找到了逻辑支撑，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苏武这一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