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教育哲学思想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对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透析,从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的视角厘清现代高等教育治理的现实问题,归纳出“致良知”思想在高校内涵式发展中的精神和思想根基作用、“知行合一”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实践与促进作用、“格物致知”在学术治理中的价值观引导作用等结论,为当前高等教育治理提供镜鉴。

[关键词]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  教育治理

本文是西安音乐学院2021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在高等教育综合治理中的借鉴》的研究成果(编号:XYKY2021YB07)。

引  言

王阳明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显赫,他的思想学说折服了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冈田武彦、稻盛和夫等无数近代中外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广泛。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教育哲学思想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在当今高等教育治理中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思想,在汲取中批判与升华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及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强调培育人的道德修养,强调要做到心外无物、表里如一,强调要认识自己的本心,去伪存真、尊重良知,其教育哲学思想反映在修德树人、注重实践、挖掘精神本源等教育实践维度。

1.“致良知”是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的核心

“致良知”是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的核心。他用四句话向世人诠释了“致良知”的深刻内涵:“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的思想内涵引申到当今社会,我们可以理解为: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情感和精神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励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

2.“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中关于实践本质的学说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中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极高的学说,就是指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实践与认识相结合,才能将道德自觉认知变成道德行为实践,进而不断循环和促进,最终达到道德的真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一方面是要尊重德性即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是要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性,提出只有将掌握的知识在行为处事上磨练,即经过科学实验、经济运行和社会实践,才能实现真正的修为。

3.“格物致知”是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中关于推究事物真理方法的学说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物致知”是儒家探究事物基本原理并从中得到智慧的基本理论,王阳明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引入“格物致知”,使“格物致知”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和发展。儒家思想强调秩序,王阳明则强调教育回归人的自我、回归人的本心。这与法国思想启蒙运动一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求知识于世界”,“万事决于公论”的理论基础。从这个层面理解,“格物致知”属于方法论的范畴。

高等教育治理的时代背景与困境

1.高等教育治理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成就斐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规模以及人才创新服务能力均有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首次全国教育大会上,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概念被再次提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知行合一等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2035规划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既是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国家政策层面上的逻辑概念的延展,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律内在驱动的产物。

2.高等教育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困境

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先育德、立德树人,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等教育同时还肩负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既能保持民族价值规范体系,又能融入世界优秀文化潮流,培养有根的世界公民的神圣使命。内涵式发展中的高校教育治理职能就是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通过科学化、合理化的创新型教育管理机制,全方位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实现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从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行透析,当前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与困境。

(1)高校的文化与精神根基不牢固,大学风范不足

我国高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发展期、停滞期、恢复期、快速发展期的发展历程,当前部分高校仍存在文化与精神根基不牢的现实问题,大学缺少应有的大学风范,具体表现为:从高等教育管理人员到高校师生,对科学知识的崇敬精神和探究精神不足;对师生的人员管理、教学科研管理、高校的综合治理过于行政化、细致化,过度追求效益和回报,忽视了大学精神的引领和大学文化的积淀,导致师生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崇敬之情和探究精神,大学风范严重不足。

(2)大学功能没有完全发挥,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大学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高等教育治理要做到大学善治,不仅要研究高等教育的特点和本质规律,更要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随着内涵式发展理念的提出,我国高校的大学功能也正在逐步发生转型,在此转型过渡期,一些大学的教育、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等社会功能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高等教育治理能力还有待提升。

(3)学术道德和学术价值观教育缺乏,学术科研生态危机严重

首先,从学术道德层面来看,当前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一些学术考核和专业评价过于强调量化评价,导致在“工具理性”驱动下的学术失范现象严重;其次,从学术价值观层面来看,有些大学缺乏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导致学术科研价值观发生严重偏差。学术道德和学术价值观的问题也反映了高校学术治理能力的不足。

王阳明教育哲学思想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价值意蕴

高等教育治理,不仅要通过政府与高校协同参与、建章立制,实现法制化、规范化的行政和制度管理,更要重视道德教化在立德树人中的作用,通过外化自律和内化自省的精神力量,提高教育综合治理能效。

1.“致良知”思想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精神根基作用

王阳明的“致良知”即将人的道德、情感、思想等通过人的具体行动反映出来,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端正人生态度。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在高等教育治理中首先要筑牢大学的思想和精神的根基,在教育理念上要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注重人格的塑造和培养,建设“有灵魂的大学”,从精神层面赋予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新动能。

将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学说引入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首要任务是用“致良知”的思想更新教育治理理念,即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行为规范,通过教育管理者的传播与渗透融入到师生的自觉行为之中。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学习贵在学习者自己内心的体验,与其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学习必须考之于心。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教育家、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曾说过:现代大学应当以知识学术为目的,培养全面型人才,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铸牢良知思想,用善念与责任引领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在当今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精神根基作用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2.“知行合一”思想在高等教育综合治理中的实践与促进作用

“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思想历经千年发展逐步提炼形成的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国内国际重要场合中,对“知行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命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强调“知”和“行”内在统一、相互贯通和促进,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知行合一”可以归纳出三层内涵:一是知行互容,二是知行并进,三是行而后知。当今世界全球化及信息革命给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带来了诸多契机,但也带来了百般挑战,以“知行合一”教育理念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强化教人求真的师德师风建设,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守正创新,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以“知行合一”思想提升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教育管理者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前提是,教育管理者对教育这一职业道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教育管理者应在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完善自己,“知行合一”也是师德修养提高的根本手段,除了能够熟练且灵活掌握自身的教育管理专业知识外,还要提高对综合知识的储备,做到全面发展,提高教育管理者的人格魅力,为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夯实教育管理者的思想根基。

(2)以“知行合一”思想强化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养成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强调“知”和“行”是内在统一、相互贯通和促进的。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行政意识、岗位意识、角色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等。只有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职责和自身的定位,才能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履行工作职责,既不越权、越级理事,也不会干预他人工作,同时又不推诿工作,充分体现教育管理者的良好品质。

(3)以“知行合一”思想强化制度建设,保障教育管理科学化

“敬畏纪律、严守规则”,是“知行合一”的一般实践;“严格自律、独善其身”则是“知行合一”的高级实践。以“知行合一”理念建设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其优势在于:制度建立是在教育教学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实践与总结,从而得出的理性的科学的分析和思考,再运用于管理实践,再分析再夯实,这样一种循环的认知过程。“知行合一”教育治理制度的形成符合人们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过程,因而能确保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4)以“知行合一”思想构建科学评价机制,增强教育治理能效

“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了知行互动的良性循环,获得真知去指导行动,而后又获得真知。将其引申到教育评价机制,即“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一切教育治理制度的本源,皆是为了实践教育理论和思想。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应体现在“知”和“行”两个维度上,进行科学评价,而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映射和反馈教育管理机制的不足,为了增强治理能效。

(5)以“知行合一”思想构建行动型教育治理模式,引领教师主动发展

“知行合一”与西方的行动学习法有相似之处。行动学习法是指在学习的过程中,从反思到行动再从行动到反思的过程,就是一次“知行合一”实践的过程。以“知行合一”理念构建起来的行动型教育治理模式能够引领教师主动发展,“正心、取势、明道、优术、合众、践行”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深刻诠释。

3.“格物致知”思想对高校学术治理的价值观引导作用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增加了创新思想,他认为:端正事业物境,达致自心良知本体。“格物致知”的真正涵义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更不是凭空臆造,而需要实践和反复验证。高等教育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知识和文化的传承是其基本教学职能,同时高校还肩负着科学研究、知识物化、服务社会、助推经济发展等职能与使命。根据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提出的观点,常规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解谜,所谓解谜就是在既定的研究范式下,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引发科学革命出现。当今高校学术研究领域出现的乱象,一方面是个人道德观、价值观冲击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是高校教育治理中关于学术和科学研究价值观引导作用的缺失导致的。“格物致知”思想对高等教育学术治理的价值观具有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实验精神在学术和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性,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

高等教育走上内涵式发展之路,高等教育治理要顺应趋势,及时创新和调整治理理念,筑牢教育治理的思想根基,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借鉴和思考,通过理念驱动新时期教育治理体系更为科学化、合理化,形成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治理的实然之责,也是应然之策。在当今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新征程中,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教育哲学思想,给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镜鉴。学史可以明鉴。学习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能够帮助教育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滋养和纯粹心灵,磨炼和丰富思维,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赋予新的思想和实践动能。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2]申维.知行合一:王阳明传[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3]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4]葛跃辉.理解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三个向度——以《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为中心[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8(2).

[5]何心.“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及现实意义[J].学理论,2020(6).

[6]刘杰.论王阳明危机管理的实践与思想[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37(1).

[7]陈涛,唐教成,韩茜.中国共产党治理高等教育的百年进路及基本逻辑[J].重庆高教研究,2021,9(4).

[8]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2019-02-23).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9]胡建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特点[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5).

[10]王佳昕、郄海霞.面向2035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行动逻辑[J].高教探索,2020(11).

[11]刘金松,肖景蓉.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探讨[J].教育学报,2021,17(2).

[12]张雷生,王璐琪,袁红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内涵特征及现状分析——基于近二十年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视角[J].北京教育(高教),2021(3).

[13]金世贞.王阳明的生命哲学和实现真我的教育论[J].教育文化论坛,2020,12(3).

[14]蒋凯,王涛利.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和推进路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15]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致良知(阳明先生经典语录中包含的非凡智慧)[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16]吴光.“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N].光明日报,2017-04-10(14).

[17]常亮.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进展、评述与展望[J].教育评论,2021(2).

[18]张继明.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探索的轨迹及其走向[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19]靳澜涛.我国教育治理政策化的成因与出路[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9(2).

[20]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1]戴圣.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岳晓融:西安音乐学院招生处;张立国: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