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勇立时代发展潮头，历尽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辉煌奇迹，使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出历史低谷，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纵观百年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不断开拓创新的动力本源就是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社会理想。“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羸弱的政治信仰，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真理，为了国家繁荣富强，多少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抛家弃子，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青春甚至生命，在民族振兴的征途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浪花。

一

袁国平，湖南邵东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历经长征到达陕北。他认为，一切工作的积极性、牺牲的精神、作战的勇气、艰苦耐劳的品质建立在坚定的信仰之上，建立在伟大的理想之上。参加革命之初，他就立下了“愿为中华民族之生存捐躯疆场、死而无憾”的志向，立下了“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的誓言。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他毅然决然地坚守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寄给母亲一张照片，背面写下“此行也愿抛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若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这充分彰显了他坚如磐石的革命信仰。

长征前，袁国平把大女儿送到了岳母家，交由妻姐抚养，但大女儿13岁时被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由老母亲照料的二女儿，在贫寒困苦中夭折。八个月大的儿子也被送回了湖南老家。袁国平牺牲后，其母亲伤心过度，哭瞎了双眼，年幼的小儿子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沿街乞讨，要饭度日。面对家境的极度贫困，袁国平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请家里不要想将来生活怎么办，因为中国正在大的变动之中，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不幸失败，则大家都要当亡国奴。”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面对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的情况，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极度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指挥剩余部队继续突围北撤。在激烈的战斗中，袁国平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当他被战友们发现时，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要求大家赶快走，不要管他。战士们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坚持用树枝扎成的担架抬着他走。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抬担架的战士相继倒下，袁国平挣扎着对身边战士们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出去一个是一个，否则一个都出不去。”他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七块大洋，让战士们替他交党费。乘人不备，袁国平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战士们震惊了，他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有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为了不当俘虏，为了不拖累战友，为了心中的信仰，时年35岁的袁国平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

二

任锐，河南新蔡人，少女时代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和“铁血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志同道合的丈夫孙炳文在“四·一二”大屠杀中被捕入狱，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孙炳文守口如瓶，严守党的秘密，惨死狱中，表现出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和坚守信仰的钢铁意志。在白色恐怖中，任锐带着子女辗转于四川、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北京等地，在近十年的颠沛流离中，艰难地寻找着党组织。其间，迫于生计和工作需要，她把最小的女儿送给了姐姐。历经千辛万苦，任锐终于与组织取得了联系，服从组织安排。

在延安，她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因为经常关心、帮助、爱护年轻学员，被学员亲切地称为“妈妈同志”。在重庆璧山第五保育院工作期间，任锐对保育院里500多个饥寒交迫、死里逃生的孤儿，视如己出，精心呵护。对患病的孩子，她专门编队，亲自护理，悉心照料；用自己牙缝里抠下的生活费给孩子们买鸡蛋、饼干、水果，补充孩子们的营养；夜晚来临，给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孩子们亲切地称她“任锐妈妈”。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期间，她高度负责，尽职尽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反复斟酌校订，工作中基本没有差错。

在大生产运动中，52岁的任锐不顾年迈体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无论纺线、喂猪，还是种瓜，“妈妈同志”不甘人后，任务样样超额完成。闲暇之余，为小战士缝补衣服，讲革命故事、人生道理。组织上每个月发给她的生活补助，她自己从来不用，总是省下来送给有小孩的家庭和体弱的同志；衣服补了又补，把新发的制服一次次给退回去，留给前方战士。

1945年秋天，组织上考虑她为革命奔波了大半生，体弱多病，便把她失散多年的小儿子从前线调回，留在延安工作，以便照顾她的生活，但她果断拒绝，坚持送儿子上战场，并赋诗《送儿上前线》，勉励儿子秉承父志、冲锋陷阵、报效国家：“送儿上前线，气壮情正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昔别儿尚幼，犹著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相见泪沾襟，往事安难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就在革命即将胜利的1949年4月，任锐积劳成疾、百病缠身，怀着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无限憧憬，怀着对追求一生的美好事业的无限眷恋，闭上了双眼。善良的人们没忍心告诉她，被她执意送上前线的最小的儿子孙名世，数月前已经牺牲在辽沈战场。

三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人物原型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参加革命。我党建立无线电学习班时，李白被调入学习班学习。凭借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李白“学习上不知疲倦”，早起晚睡，潜心研习，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电台使用方面的专业技能，还熟练地掌握了英文和打字，并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电台联络顺畅，屡立战功。长征中，李白背着电台，多次用身体保护电台，保障了通讯联络的畅通与准确及时，他始终认为电台重于生命。

抗战爆发后，组织需要李白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沦陷区——上海，设置秘密电台，李白坚定地回答：“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益，对人民有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努力去克服。”1937年10月，经党组织安排，李白化名李侠，住进了贝勒路148号3楼一间十分简陋的小阁楼里。在军、警、特务横行的上海，在电信器材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李白通过多种渠道一点一滴地积累组装电台的零部件。经过半年的努力，李白组建起秘密电台，架起了延安与上海之间的“空中桥梁”。党中央的一项项指示及时传达到上海，一份份珍贵的情报也总能及时地传到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从安全保护的角度出发，党组织有意将李白调回延安，但从工作角度，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留在上海，因此当组织征求他的意见时，李白毫不犹豫地表示：“党需要我留在上海，我绝对服从！”

在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横行的上海，李白的工作艰苦且危险。他把电台安置在一个小阁楼上，夜深人静时就开始工作，凭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精湛的业务能力，机智地与敌周旋，不管严冬，还是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将地下组织搜集的各种情报，通过电波传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李白自己组装的电台功率很小，天线又不能外露，经过刻苦试验和不断摸索，他能够把100多瓦的电台改装到十多瓦，并始终清晰地把信息发到千里之外的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当苏联情报电讯专家得知这一情况时，对他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大为惊叹。李白白天破译电文，晚上收发电报，工作十分辛劳。他工作的阁楼又闷又热，由于是秘密收发电报，还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收发电报的时间定在夜间零点到四点，每次都要坚持好几个小时。夏季，当妻子进去帮他收拾东西时，常常会发现阁楼的地板上有他滴下的大量汗水，但是李白总是愉快地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被忘掉了。”电报多的时候，工作要延长到天亮，他在暗室里常常察觉不到，延安总部电台的战友总要亲切地提醒他：“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见！”

1948年12月29日晚，当李白紧张工作时，他的住地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当时他完全有机会脱离危险，但是当天的情报太重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计划”。因此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飞速按动电键，在敌人的枪口下完成了最后的发报任务。李白第三次被捕。敌人对他动用了各种刑具，一连折磨了30多个小时，李白口鼻流血，昏死过去好几回，但他毫不动摇，拒不招供。李白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重大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电波没有中断和消逝，直至上海解放。面对来探监的妻子，李白从容地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你们可以和全国人民一样，过和平幸福的日子。”当天晚上，年仅39岁的李白被秘密杀害。20天后，上海解放。李白从事秘密工作12年，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传奇的谍报人员。

信仰，是夜晚漆黑大海上的灯塔，是风雨之中迷路者的方向。苦苦寻求民族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就会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树立为神圣而高远的社会理想，就会将之转化为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就会掀起社会革命的滚滚洪流。

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远的社会理想，在山河破碎、硝烟滚滚的抗战时期，背井离乡，克服重重困难，冲破艰难险阻，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在乘车去延安的路上，总是在崎岖的山路上，总是在凌冽的风雪中，看到一个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徒步而行，奔向延安，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西安到延安大约800里，道路崎岖，主要靠步行。张道时曾回忆：“步行800里，说说容易，真走起来，才知并不简单。每到宿营地，一踏进兵站，大家就一头躺在地铺上，再也不想动弹了。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腰酸腿痛、脖子发硬、喉咙冒火，手和脚都肿了起来。”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沿途设立层层封锁线，特务盯梢，将抓到的青年学生送到“三青团招待所”和“战干四团”，威逼利诱，酷刑摧残。著名作家魏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三次被敌人抓住关押，每次又都设法逃了出来。播音员萧岩，在和姐姐路岩去延安的途中被国民党拦截扣押，她们不屈不挠，终于在共产党的斡旋下获释，不改初心奔赴圣地。音乐家贺绿汀为了去延安，携妻小，改名换姓，仍被国民党抓捕并送回，后经周恩来斡旋，历经曲折，才到达延安。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任弼时在1943年12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指出：“抗战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

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材料”就是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社会理想：为了人民幸福安康，为了国家繁荣富强，为了真理，奉献智慧和生命。

（作者系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