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要求。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具有先发优势、掌握关键技术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技术封锁和贸易封锁等制裁措施,中国不仅要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还要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对中国自主研发能力提出了加快科技创新等更高的要求,而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必将是现阶段科技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之一。本文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简要阐述加强基础研究对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逆全球化 基础研究 后发优势 科技创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具有历史意义性的一年,回首中国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经济腾飞,科学技术作为关键生产力在各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十四五”计划开启之际,笔者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再次明确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对我国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并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于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在谈到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由于我国本身在基础研究方面起步晚、基础薄,在当今的全球化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基础研究仍然制约着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原始创新能力的发展。

全球化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本土,通过学习和模仿先发国家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和经验,弥补技术上的落差,以较低的学习成本、“试错”成本取得较快的发展与进步。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还为知识“外溢”创造了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快速发展。发展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四个“增长要素”,分别为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劳动和资本这类禀赋结构差异性要素,更加需要关注的是技术进步,即与发达国家之间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在全球化时期,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建立跨国公司、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方式实现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这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展要素”在科学技术上取得较快的发展。因此,全球化是知识产生“外溢效应”及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必要条件。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和平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于“后发优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顺应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不仅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很大一部分正是通过“后发优势”取得的,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我们当然不否定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但是要看到:一方面,中国每年花300多亿美元购买知识产权,加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也学习、模仿大量已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由此可见,在全球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体的共同发展,而中国也把握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通过“后发优势”实现了自身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与发展。

逆全球化为中国带来的挑战

中国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日益进步的科技创新、逐渐崛起的本土企业,以及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在国际上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远超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预期。虽然处在和平发展时期,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始终不变,当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让发达国家感到威胁时,“修昔底德陷阱”就难以避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所倡导和坚持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全球化导致的各国家之间收入差异扩大及国内社会分化严重,使西方国家感到自身利益受损;且全球化引起的知识“外溢”现象,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依靠“后发优势”在科学与技术上实现飞速发展,更使发达国家感到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胁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反而带头开始违背自由贸易,甚至动用非经济手段、国家武器“打压”外国企业,通过技术封锁、打贸易战等手段抑制国外企业发展。

以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从美国的种种行为中不难看出,其重点“狙击”的对象是中国的科技产业,这是美国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方式进行的“逆全球化”行为,以科技竞争形式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持此观点的原因有三:一是此次贸易冲突的主战场是在以互联网科技、通信(TMT)、航空等产业为代表的科技竞争领域,而非因自由贸易本身所引发,由此可以看出,美方意在限制中国在科技产业的追赶与创新引领;二是中美双方在本土都成功实施了自己的产业与创新政策,而美国在无需遵守中国本土规则的前提下,却要求中方必须遵守美国当地的规则或承担相应义务,并且美方还可以对中方施加限制,一边限制中国企业在科技产业链上的攀升与赶超,一边使美国企业在尚存竞争力的科技领域打开空间、扩张市场,以延长其享受高新技术垄断利润的时间,这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全球化进程,更与自由贸易的主张背道而驰;三是美国在其优势的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对美国有一定的依赖,从统计数据看,高端电子产品和航空航天产品是目前美国对华出口的重要货物种类,美国在这些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发动贸易袭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并可能造成单方面巨大损失。美国不断掀起的针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逆全球化浪潮,很可能会使中国从全球化时期的最大贸易国、最主要贡献国与最主要受益者,转而成为承受损失巨大的受害者。

逆全球化浪潮下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挑战,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其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我们应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持续开展科技创新,以第四次科技革命为契机实现“弯道超车”,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尽快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应对逆全球化对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

首先,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在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基础研究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探索自然规律,为改造客观世界提供科学依据、理论基础和培养人才的必然途径。在包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完整科学技术体系中,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撑,作为直接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应用与开发是无法进行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引进了大量国外的技术,但很多技术也仅是在应用层面,对其深层次的理论原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能将其彻底地消化吸收,这种科技领域的“短、平、快”现象,是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工作做得不够的表现,也是依赖外国技术、在自主创新上难以实现突破的重要原因。因此,基础研究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源头与动力,无论从社会经济角度还是从科技发展本身,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要充分认识自身的科技短板。在逆全球化浪潮下,需要认清的现实是,虽然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仍处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上仍存在诸多短板。正是由于许多关键技术还较落后,基础研究的薄弱限制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且又在该领域对他国技术形成依赖,导致面对逆全球化时容易被发达国家“卡住脖子”。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及更长一个时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要求我们要大力加强基础研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自身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短板问题。因此,在逆全球化国际环境下,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刻不容缓,这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再次,加强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由于基础研究具有投入大、持续时间长、直接产出效益低等特点,需要国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扩大资金来源,以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此外,由于基础研究的特殊性,基础研究人员与应用研究人员以往在效益、待遇、福利等方面有一定差距,这就需要我国打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和学术交流平台,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科学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加强科研人员培养,组建强大的基础研究人员国家级队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体制优势,在资金、制度、人才上为基础研究保驾护航。

最后,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是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者,广大科技工作者应以基础研究领域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自身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和探索精神,并将其转变为“双重”驱动,追求真理,潜心研究,大胆创新,勇攀科技高峰。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籍,科技工作者需要深刻认识现阶段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老一代科学家为榜样,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学习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科学家精神,光荣地肩负起祖国所赋予的科研重任,加强基础研究,推动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严峻考验,为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提供最先进的、充足的、可持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9-12.

[2]樊纲.“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J].经济学动态,2019(6):148-151.

[3]樊纲.“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J].管理世界,2020(4):34-38.

[4]于永达,林玮,张晴.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经贸摩擦的正名与应对[J].和平与发展,2019(6):19-38.

[5]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基础研究问题专题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0(3):254-256.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责任编辑:张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