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双减”“五项管理”等教育改革新政正在全国各中小学校紧锣密鼓地推行与落地。作为一名躬耕西安市基础教育工作38年的教育工作者，在“双减”政策的具体实施中，我对国家基础教育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主要对全面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与此相配套的新政还有今年5月教育部出台的“五项管理规定”，即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个方面的管理；8月印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主要对学校减少考试作出了具体要求，一系列教育改革新政的重磅出台，不仅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现有教育生态格局作出了重大调整，更体现了国家对促进教育公平、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的重要决心。

要真正科学、准确、深刻地把握“双减”改革，必须搞清楚双减背后教育改革发展的大逻辑、大思维、大战略、大格局。那为什么要实行“双减”？怎样做才能真正落实“双减”？笔者认为，面对这些问题，要从源头上思考，充分理解教育改革新政背后的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实施“双减”的背景意义

（一）全面修正当前教育现状，缓解普遍性教育焦虑

今年9月1日开学，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学发给学生们的作息时间表上有了新的变化：上午上课的时间改为8：10，下午增加了20分钟的大课间；第五节课也改为课后服务时间，学生可以在班级做作业，也可以参加社团文化活动，特别是听闻周末不用再去辅导机构补课了，这可让同学们高兴坏了。

然而，在国家大力推行、学校积极执行、学生乐于接受的氛围中，却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仅靠学校的辅导，孩子能在中高考脱颖而出吗？”“只要有中考，就会有人上普高，有人上中职，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好吗？”“别人家孩子能考上清华、北大，我家孩子就不能？”……家长一方面叫好国家终于出手治理校外辅导机构，一方面却又忧虑“双减”政策下孩子未来的发展。

其实，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链条中，中高考是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焦点。因为要中高考，父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疯狂“加码”；学校受升学率、分数论驱使，加量补课，频繁考试，月月排名，久而久之，在应试教育的刺激下，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普遍性的教育焦虑。孩子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家长就通过课外辅导完成“小升初”的教育诉求；进入中学，就陕西省近年来中考招生6∶4的录取比例而言，决定了一部分学生将顺利进入普通高中就读，另一部分则进入职业高中学习，其中选择就读职业高中的意愿不强。于家长而言，经济负担也是如牛负重。西安原教培市场上“一对一”辅导的课时费可以达到400元/小时，毕业年级的费用更甚。高昂的课外辅导费用给每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不禁思考，现行的教育制度对缓解当前社会的“教育焦虑”现状会有帮助吗？

（二）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些学校利用周末、假期各种补课。学生周末在校外培训机构参加各种辅导，孩子基本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甚至更晚才能结束一天的学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2005年填答问卷的少年儿童基本都是“90后”，2015年填答问卷的少年儿童就是“00后”了，“结果显示，‘00后’周末课外补习的时间是‘90后’的3倍，2005年孩子们周末补课时间是0.7个小时，到了2015年时就变成了2.1个小时了。”

从身心健康的角度分析，孩子拿什么时间去参加体育锻炼？又如何挤出时间发展兴趣爱好或者是休闲娱乐呢？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何来保障？仅靠在校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根本无法满足孩子拥有健康体魄的成长需要。特别是，过重的学习负担已经致使孩子的心理健康遭受严重危害。

进入初中，青少年的成长发育进入青春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会发生显著变化。不仅如此，外在的学习环境也由小学的基础认知、情感等能力的培养转变为知识性、价值观、行为习惯等品德、人格的塑造，这个时期，对孩子进行正确、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尤为必要。然而，过重的课业负担往往导致教育工作者们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大多数集中在初中年龄段。

（三）降低家庭生活成本，提高国家生育率

近年来，全球各国生育率已呈现出连年降低的趋势。据了解，我国2014年—2019年的出生率依次为12.37%、12.07%、12.95%、12.43%、10.94%和10.48%。人口数量的减少，将造成社会劳动力减少、社会生产成本增加等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为此，5月31日，我国正式提出开放三胎子女政策。在我看来，三胎政策能否有效提升生育率，政府政策的推动是一方面，还应切实帮助家庭解决生育痛点，缓解生活忧虑，以此才能提高民众生育意愿。

一是现行学制设置较长。一般小学六年、中学三年、高中三年、大学本科四年，按照孩子6岁入学，大学本科毕业后则是22岁。基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求，大多数人本科毕业后会选择继续读研、读博等，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年龄已25岁，这个时候开始找工作，参加社会劳动，而同期也进入了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对于刚步入社会，收入暂不稳定，工作处于摸索阶段的生活状态下，年轻人生育意愿不高。积累基本工作经验后，30岁生育一胎，33岁生育二胎，35岁便已成为高龄产妇，不管对身体适孕情况，还是个人养育精力而言，生育三胎都会让多数人望而生畏。

二是家庭经济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发展得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老百姓对于买房购车的要求不高，单就经济方面讲，家庭生活的幸福感相对较高。然而，2021年相关数据统计，西安目前月平均工资4203元，单租房支出及日常开销，基本占据了工资的50%，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是无法负担结婚成家、生子养育的家庭经济压力；再从买房来看，西安正在发展成为一线城市，大额的首付款必须由父辈帮忙，自己还房贷月供，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如若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仅靠个人经济能力，则无法负担因购房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为此，年轻人结婚成家、生育养育等规划都将逐步推迟。我认为，这是国家大刀阔斧施行“双减”的深远宏观意义。

从根本上落实“双减”的几点建议

“花在树上开，别忘地下根。”要从根本上有效落实“双减”政策，结合多年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笔者认为需要标本兼治，变革当前教育制度，建议推行十年义务教育是一条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一）缩短学制，建议推行十年义务教育

就现行的学制设置和国家课程安排，初三、高三阶段的学习，多是对初一、初二及高一、高二知识的复习和巩固，新的知识并不多。此外，按照现在青少年的成长发育规律，是具备学制缩短后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的。因此，建议不妨将学制由小学、初中、高中共12年学制缩短为10年，即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3年。如果将毕业年级前的复习课程进行有效精简，节约了时间成本，仅保留高考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那么家庭的教育焦虑也将从三次简化为一次，特别是生育年龄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前置，生育三胎的时间成本将大大增加，这也从根本上破解了生育年龄难题。

（二）革新现有教育评价体系，有效缓解教育焦虑

缩短学制，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必将推动我国教育评价体系作出重大调整。取消中考保留高考的评价体系，将使得考试成绩不再是学生学习和学校办学追求的唯一目标，“唯分数”“唯升学”甚至“择校热”等现象将消失殆尽。学生直升中学，学生、家长和学校都不必再焦虑，反而能用更加富余的时间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社会交往等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三）创新整合高校资源，提升技术类院校办学层次

若推行十年义务教育，革新中高考教育评价体系，就意味着孩子16岁将迎来高中毕业，这个时期参加工作年龄偏小，大概率不具备社会生存能力，那现行的大学教育应如何适应和调整？笔者建议可以从国家层面将高校资源进行创新整合，按照不同标准分类为技术应用型大学和学术研究型大学两类。这样思考的初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随着当前国家经济的高位发展，我国要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技能人才基础，这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二，以现行的中考评价制度，孩子15岁中考毕业后，一部分学生要么升入高中，要么进入职业高中，也缘于我国中职类院校发展良莠不齐，家长接受孩子就读职业高中的意愿不高；第三，高校近年来的规模扩招，使得本科阶段的学生基数十分庞大，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进入大学学习，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综上，我们不妨将现有的大专、职业类技术院校进行“升级”，创新整合，打造一批“技术应用型大学”。让一部分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获取专业技术，另一部分具有科研兴趣或研究潜力的学生从事专门的学术型研究，使其在不同岗位上、自己擅长的领域里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加大对技术类人才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及职称晋升、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倾斜力度，以提升民众对职业类高校选择的满意度和认可度，让职业教育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历史的接力棒已传递到青年学生的手里。“双减”政策，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更是关乎我国全局发展、决胜国际竞争的重要发展机遇，学校、家长及社会都应把“双减”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认真研读教育改革政策，及时更新教育观念，尊重孩子成长规律，持续有力地推进“双减”政策落地，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