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

“既作业师，又作人师”

杜斌丞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民主革命时期深受西北人民爱戴。他“倡导文教，育人树人；协助革命，坚持正义”，毕生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民主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毛泽东曾称他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周恩来称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习仲勋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888年5月10日，杜斌丞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城隍庙湾一户破落地主家庭。7岁入县城高公祠私塾读书。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受姨夫高又宜等前辈学者的指教，勤奋读书，品学俱优。1913年夏，杜斌丞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在校结识了旅日回国的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17年夏，杜斌丞由北高师毕业，回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升任校长。

杜斌丞曾对抗战时迁陕的各大学负责人说：“大学必须培养通人且有专长的高级人才，大学教师不能专作业师，还要作人师，教育青年树立完美的人格，效力于人民，效忠于祖国。”他这样教诲别人，自己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在榆林中学的十年是杜斌丞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时期。他提出培养勤学爱国、协调发展的新式人才教育宗旨；改革旧教育，创办新学堂；建立亲同父兄、情同手足的师生关系。

“中学教育必须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获得国家公民应具备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审美、尚武、劳动的能力和雄健的体魄，特别要培养学生的高尚品德和进取精神。”杜斌丞多次在榆林中学的历届开学典礼上宣布：榆林中学的教育宗旨是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还十分注重劳动教育，他曾严肃地说：“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这种本事（劳动），哪有后来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呢？”他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义务劳动，建设、绿化校园，以培养劳动习惯。

1917年，杜斌丞任职榆林中学后，分析了当时学校的情况，首先狠抓遴选教师这个关键。他不仅请来国学功底深厚的地方知名人士杜斗垣、李鼎铭，还请来金晴兰、董竹篱、李可亭、夏家驹等先生讲授自然科学各门课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学教授。官方规定公立中学教师月薪为60块银元，而他却破格付酬，有的高达130块银元。在1922年和1923年两次组织全校教师赴京、津参观后，他倡导并组织成立了“陕北教育促进会”，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五四”运动后，他推荐李鼎铭、曹颖生、白伯英离校担任政治职务，同时又聘请进步人士魏野畴、李子洲等人来校任教，充分保证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师资力量。

据说当时，晚饭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常在操场与学生边散步边谈话，人越聚越多，常形成以教师为核心的圈子，被学生们称为榆林第九景——“天神夕踱”。杜斌丞关心学生的生活学习，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也给予引导。学生刘志丹、张德生搞兵运，被反动派逮捕，他多方奔走，营救他们出狱。1932年夏，学生谢子长在甘肃靖远举行兵变时，他提供枪支弹药。他曾对进步青年马济川等人说：“我总希望在《解放日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能看到你们的几篇文章，那我是十分高兴的！”1924年丁班学生毕业时，杜斌丞在榆林城北举行欢送仪式。山上万里长城雄伟蜿蜒，脚下榆溪河水奔腾汹涌。杜斌丞鼓励全体学生树雄心、立壮志，继前人革命未竟之业；破黑暗，求光明，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繁荣、进步的泱泱大国。

李敷仁：

“我想为大众做点儿事”

李敷仁的一生，致力平民教育，改革中初等教育，并富有成效地改革了大学教育，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当时教育所起的作用，对工农、工农子弟及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影响，使他在陕西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899年，李敷仁出生于陕西咸阳县（今咸阳市）北杜镇一户贫苦人家。从1932年9月开始，李敷仁先后在凤翔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学校担任职务，一直到1945年。在西安师范，经何寓础介绍，李敷仁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5月1日，国民党特务将李敷仁绑架到咸阳准备秘密枪杀，所幸子弹未伤要害。1946年7月，李敷仁到了延安；8月，毛泽东会见了李敷仁；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

中学毕业后的李敷仁在重庆见到教育家陶行知后，便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参加大众生活，为大众做点儿事。”后来，李敷仁真的下乡，在村里办起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农民需要什么，他就传授什么。同时，因为农村“重男轻女”，妇女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他便在村中一所庙内办起了女子学校。另外，通过创办《老百姓》报，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为主旨，很快，《老百姓》报就成为抗战时期深受群众欢迎的报刊之一。

李敷仁对旧中国初等教育的情况感受尤深，他认为小学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不利于培养学生改造社会的能力。李敷仁根据小学教育教学特点，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在《民众导报》上连载了通俗读物——《小学生三字经》。通过有韵律、易懂易记的“三字经”形式，围绕礼貌教育和早期劳动习惯的培养、主张幼儿教育以游戏为主、注意从言语入手培养小学生人格、重视对上课纪律的要求和学习方法的指导、从小注意科学用脑和睡眠卫生等，阐述了他对初等教育的真知灼见。

李敷仁在1932年到1945年的13年里，基本上是在做中等教育，曾被进步师生誉为“公民专家”。从他走过的这段历程中，可概括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传播真理，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李敷仁讲课，总会搜集各种资料，研究分析后，将之融为一体，编成讲义，绝不照本宣科。例如讲社会论，他把日文版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田茂林的《普罗列塔利亚世界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书融会贯通，结合实际进行讲授。校外许多师生也赶来听课，大家称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感人”“有一股真理的力量、生活的气息，能紧紧地把人抓住”。

第二，参加教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教育界的共产党员杨明轩、何寓础等进步人士，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李敷仁积极投身教盟活动，和张寒晖等进步教师一起组织了“生活教育社”，利用训育主任这一合法身份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第三，介绍进步书刊，指导学生从事革命实践。李敷仁认为：进步书刊是青年走向革命的桥梁。他每到一所学校，都要帮助图书馆购进大量进步书刊，并指导学生阅读。李敷仁还很重视社会实践，经常指导学生搞社会调查，搜集整理民歌、民谣和民谚，了解民风民俗、民心民意，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的许多学生也慢慢成了《老百姓》的通讯员、宣传员和推销员。

第四，坚持民主正义，为革命输送人才。李敷仁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社会，审视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教育。他巧妙地通过课堂或周一早晨师生集会等公开场合，在对学生进行校规教育的间隙，犀利地指出时局真相，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学生积极投身爱国革命运动。

1946年秋，李敷仁被任命为延安大学校长。他生活简朴，经常光着头，穿一身黑色中山服，咂一杆旱烟袋蹲在土堆上，和一般的农村教师别无二致，毫无大学校长的架子。1947年冬，李敷仁赴石泉见吴玉章，对方对国际局势和中国革命局势的精辟见解使李敷仁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他推测中国革命不久就会“局势顿形改变”。他向上级有关部门建议把原延大的各个干部训练班改为有专业特点的系，经上级同意后，他在延大设立了政法、教育、财经和文学四个专业。加之在此之前创办的新闻班，使延大干部培训工作更加系统，更有针对性，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各方面的管理型、技术型人才。

岳劼恒：

学贯中西的现代教育家

岳劼恒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和熏陶了整整几代人。尤其是在重建西北大学的过程中，他与学校同命运、共患难，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他从事大学教育整整24个春秋，一生辛勤耕耘，不懈探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思想。

1902年11月29日，岳劼恒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岳少农曾担任陕西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18年，岳劼恒就学于西安市第三中学，连续8个学期均为全校第一名。1925年，岳劼恒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陕西旅京学生组织了一个进步政治性团体——共进社，岳劼恒担任了共进社的会计工作。1926年，共进社被奉派军阀摧残解散，岳劼恒也因此遭到缉捕。他深感政治黑暗，但他相信科学能够救国，在家庭的影响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1937年10月，岳劼恒到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的前身）任教。解放初，岳劼恒与驻西北大学的军事代表合作，决心把西北大学建设成为人民的大学。他认为西北大学“为西北高等教育之最高学府，所负责既重且大”。他指出：“人民政协纲领之文化教育政策，为本校今后一切设施之正确方向……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改造旧大学谬误及不合理的设施，革除旧的弊病。”岳劼恒团结全校教职工，精简机构，合并院系（当时有陕西省立三个专科学校并入西北大学）；调整课程（特别是废除了旧《伦理学》等内容反动的课程），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共同必修课；整编人员，组织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教育等。经过几个月的改造接收工作，使西北大学走上了新的轨道。

新的西北大学在前进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教授不足和教学仪器设备短缺等问题。岳劼恒则聘请著名教授和学者来西北大学任教或讲学。对于教学仪器设备不足的问题，除了力争教育部拨款、设法购置外，他还积极支持和主张办工厂，自己生产和维修仪器设备。在他的支持下，由龙际云教授领导办起了物理系小型机械厂，聘请了三四位工人，加工制作实验仪器，使普通物理实验每个实验题目的仪器由1套增加到5套，满足了教学需要。西北大学自力更生制作物理实验仪器的事迹，1954年受到教育部的表彰。

岳劼恒认为综合性大学既是一个教学机构，也应该是一个研究机构。为此，他号召西北大学的教师扭转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片面认识，强调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与教务处的同志们一起，对全校如何展开科学研究做出了详细的规划，组织全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他在繁忙的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中挤出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为国家培养研究生。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物理、化学系的有关教师以及研究生，在络合物的光学研究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先后写出8篇论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徐光宪教授发表文章总结我国化学、化工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对岳劼恒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文章中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开辟了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新领域……在络合物的光学研究方面共有20篇论文，大部分是用连续变化法来决定络合物的组成，其中以西北大学岳劼恒等所做的工作比较成一系统。他们选择了旋光度、光密度和折光度作为具有加合性的物理性质，研究了酒石酸和铜、镍、铁（III）、钴（II）等金属离子的络合物。”

由于岳劼恒和学校各位领导的共同努力，全校上下团结一致，西北大学旧貌换新颜，大踏步进入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行列中。

于右任：

爱国名士 教育大家

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赞扬于右任“为人公正，有民族气节”。于右任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创始民国的元老、著名诗人和书法大师，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我国近代教育，特别是三秦教育的发展有着很大贡献。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时家境贫寒，两岁丧母，父亲入川经商，他由二伯母抚养长大。于右任先后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关中书院、陕西中学堂求学，1901年考中举人。于右任目睹现实，写了大量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作，公开主张“太平寺巷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于右任被国民党劫持了到台湾。于右任后半生虽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职务，但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蒋介石政府里，他很不得志，所以转而专心研究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问题。

于右任把教育视为“复兴民族之基”。在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得办教育。虽然教育的周期较长，但它是指向未来的、是富民强国的长远之计。于右任一生办了不少学校，如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更是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不遗余力。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率部入陕，击败军阀刘镇华，西安解围。11月，于右任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重视教育，在总司令部设教育部，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为使教育和当时的斗争形势结合起来，促进陕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春，于右任配合中共陕甘区委，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学院，聘请共产党人刘含初、李子洲为正副院长，他们共同制定了教学计划和制度，明确规定学院宗旨为“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人才。”给学员开设社会发展史、中国政治现状等课程，并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到学院作报告，学院的革命气氛十分活跃，在不长的时间里，为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接着，又筹办了中山军事学院，聘请共产党人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学校有5位苏联教官，学生500多人，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除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外，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土地问题、农民运动、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军政人才，成绩卓著，被誉为“北方黄埔”。

“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持办学校。”于右任常说。在他主持陕西靖国军极其艰苦的岁月中，办起了家乡第一所新式小学，以达到民有、民治、民享为宗旨，题校名为“民治小学校”，意图通过教育使青年学生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后来他又筹集款项，请来上海建筑公司的工人，于1936年建成了三原县第一座新型教学大楼，并增设初中班，购买了教学仪器。题校名为“民治中学”。为增加全县的教育经费，他支持办起了东段教育林场，并把自已创办的斗口农场的收入定期拨给学校使用。后又办起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等学校。为让学生开阔眼界，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他在京沪等地购置大批图书，打算运回三原，建立“渭北图书馆”，但后来因各种原因未建成。1932年，他还在南京政府中竭力争取并亲自勘察校址，在陕西省武功县杨陵镇办起了全国著名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并被公推为该校校长。

江隆基：

忠于真理的人民教育家

江隆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5年10月24日，江隆基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入江氏宗祠读私塾；15岁考入西安二中。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江隆基任西安第二中学（陕师大附中前身）校长，为实施抗日救亡教育，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那时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刚由顽固派周学昌换为李寿亭，但从一开始，江隆基就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片片咒骂声中着手工作的。他宣布了五条治校方针：有一分钱，做一分事，即使没有钱也得想方设法做事；财政方面，绝对公开；排斥派别的成见，采取人才主义；学校行政采取民主精神；对学生的训导以感化为主，以惩罚为辅。这一方针，在当时蒋管区的中等教育界绝无仅有，引起了顽固派的进一步忌恨。

当时二中的老师，如教务主任周彬如、训育主任艾稚青、田静忱，教员梅君、田克恭、余达夫、李一青等，都深受学生欢迎。他任人唯贤，不但表现在教员的延聘上，也表现在职员的选拔上。西安高中学生屈怀勇家庭经济困难，有失学之虞。江隆基本不认识他，经西安师范学校教员何寓础同志介绍，江隆基便把屈怀勇留在二中任教员，同时支持他半工半读。当时，西安二中、西安师范和西安高中成为西安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三所学校，这和学校有较多进步的教职员是分不开的。他们师生结合，教学相长，以民族兴亡为己任，既抓文化课的学习，又注重时事教育，于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救亡运动，便在这些学校蓬勃开展起来了。

为适应抗战需要，江隆基在学校课程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改革。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国际形势”课，由他自己向学生讲授，废除原有课本那一套反动内容，由教员另选与抗战有关的材料印发、讲授。他经常从延安出版的报刊上选一些文章作为补充教材。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每天升降国旗的时候，他不让学生唱规定要唱的国名党党歌，而改唱《义勇军进行曲》，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歌。

为扩大学生眼界，丰富其知识，激发其爱国热情，他邀请了不少抗日将领、大学教授及其他知名人士到学校演讲。同时，为使学生接触社会实际，从现代工业生产中接受教育，江隆基还率领毕业班学生参观大华纱厂和成丰面粉公司等。

这样致力于抗战教育的学校，当然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容。江隆基在西安二中的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和进步教职员的努力，加以革命学生的配合，二中很快就成为广大青少年一心向往的学校。

杨明轩：

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

杨明轩是陕西现代历史上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活动家，西北教育界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毛泽东同志赞誉他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是“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

1891年6月13日，杨明轩出生于陕西省户县黄堆村一个农民家庭。1909年至1912年，先后考入陕西政法学堂、秦省第一中学、三秦公学。在此期间，他经常阅读具有民主思想的《民报》《夏声》等刊物，逐渐接受了孙中山倡导的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主张。

1919年7月，杨明轩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陕，从事教育。他将北京文化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带回陕西，但却遭到当局的打击报复，被免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职务。1924年7月，杨明轩受李子洲邀请，任绥德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杨明轩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杨明轩在西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在主持陕西教育的这段时间里，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他对陕西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实行教育革命化、收回教育权、整顿中小学教育、办好私立学校、提倡群众捐资兴学、推行平民教育等。这些措施是杨明轩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面实施，但却对历史和现实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此时杨明轩利用担任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的合法身份，通电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国民党反动当局于7月罢免了他的职务，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他。1928年初，杨明轩在户县家中养病时被捕。在狱中他坚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坚持斗争。因无实据，他经人保释出狱。

1936年秋，杨明轩担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交际部长和农民运动训练班主任。西安事变后，为组成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反对奴化教育，杨明轩主持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并任主席，对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初，杨明轩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1946年，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杨明轩担任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先后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发展了不少盟员，并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

全国解放后，杨明轩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主持西北文教工作近5年的时间里，杨明轩殚精竭虑，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西北实际结合起来，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发挥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问题，提出了观点和意见，及时有力地指导了工作。

就在杨明轩7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加了《光明日报》的“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在汉字整理方面应该做些什么”的讨论，呼吁简化汉字，整理汉字，以减轻学生的负担。

吴宓：

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吴宓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诗人。青年时期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就与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他立志成为具有“渊博之学问、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识见、奇特之志节”的学者。留学回国后，他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教授、系主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等职务，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1894年8月20日，吴宓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嵯峨山下的安吴堡村一个书香人家。1906年到1910年，吴宓在陕西省三原县宏道高等学堂读书。1911年到1916年在北京清华学校深造，毕业后留校任职一年。1917年被清华学校安排公费留学美国。1931年9月，吴宓回国，1937年抗战开始后，先后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教授。1950年至1964年先后在重庆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从1965年起不再上课，仅参加中文系的政治学习。

吴宓认为：“教育之功，成德达材之事，不綦难哉，不綦难哉！无精神无系统，不足以语于是；毁瓦画墁，不能为良工。为山止篑，不能称完事，教育之成绩，必表里精粗无不到，身心使用无不明。综明核实，贯彻始终，乃有一日之长可言，得寸乃思进尺，持盈以当保素，鉴往追来，求树风声，而淑世俗，其亦艰巨之极者已!”进而强调教育家要“以物与民胞为职志”，要与“国势民情、世界大势”相联系。而教育总的使命则是：“振作民气，导其爱国心，作育其进取精神。”

1925年，吴宓受聘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被委以国学研究院主任职务。他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力图通过这一学术机构来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他积极物色延聘国内著名学者、教授来校执教，所聘教师先后到校的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等四位大师，使国学研究院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流的院系，与美国哈佛大学的语言文学系相抗衡。其师资阵容不仅冠绝当时，而且为后来数10年所未有。

1926年3月起，吴宓又专任清华大学部外国语文系教授之职，亲自制定了该系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在他任职期间，系内师资精良，学风严正，曾为我国培养了众多中西汇通的“博雅之士”，以及深谙外语、外文和外事活动的人才。

吴宓一生从教，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每堂课提前15分钟到教室。有一天，他因感冒发烧要耽误一两节课，还特意写了一张请假条让学生“将此纸片交付熊明安先生，作为吴宓正式向教务处请病假缺课两小时，以重教学纪律”，为师生树立了榜样。

吴宓对学生的教育更是呕心沥血。他备课计划周密，指导详尽细致，讲课从来都不满堂灌，也不照本宣科，而常常是漫谈性质的；启发学生自己阅读，自己思考，自己归纳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再给学生认真辅导答疑。学生每提出一个问题，他都能循循善诱，耐心解答。其诚恳的态度甚至到了生怕学生不给他提问题的地步，学生称他为“活字典”。他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剧作家和诗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如吕叔湘、钱锺书、季羡林、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王力、曹禺、杜运燮、袁可嘉、杨周翰、贺麟、李健吾、向达、浦江清等老前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78年1月他在泾阳县与世长辞。同年12月，广州召开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会议期间，冯至、朱光潜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1979年7月，西南师范学院（即西南师范大学）为吴宓平反昭雪，彻底恢复了其名誉。

吴杰 刘昕 据《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