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包括教育事业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领导是一种凝心聚力、奋发向上、创新作为、止于至善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无论是在其尚未全面执政时期的前三十年，还是在其全面执政时期的后七十余年，都展现了它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理想抱负的政治组织，对于人类基础教育发展变革的积极领导和领导智慧。由于领导是一种复合的“特质、能力、技能、行为、影响过程”，本文试图从中共所发布的重大政策决议、举行的重要会议，以及核心领导人做出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方面来勾勒、探讨中共对于基础教育的百年领导，并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和特征，以期对今后的基础教育发展有所助益。

开创定位期

1921—1949年

着力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在中共领导的百年历程中，1921—1949年属于开创定位期。在此期间，中共将基础教育总体定格在服务与服从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大局下开展工作，特别强调了义务教育普及、学费免除、教育与宗教分离、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女子在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要求，“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1937年，面对抗日战争爆发危局，中共提出了一切服从时局需要的教育主张，“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指示，“我党应积极进行普及的新民主主义的国民教育，必须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小学教育事业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且国民教育不分阶级，我们的小学教育应该包括广大失学和半失学的儿童与青年”。为确保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落地、落实、落细，毛泽东在1944年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演讲中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1946年，中共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文化教育改革，“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普及城乡小学教育，扶助民办学校，改造中等教育，同时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学校内容”。

这一时期，中共对基础教育的领导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建党之初就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强调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中共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确信：接受基础教育既是一种基本人权，也是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二是重视从特定时局出发，瞄准民众需求与时俱进地定位基础教育，譬如应抗战之需提出针对抗战和服务抗战的基础教育办学主张。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讲演中所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

探索建设期

1949—1977年

致力于新中国初建与基本满足百姓教育需求

1949年，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中共首次以全面执政的形式和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面对初建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事业，抱负激情和责任压力融汇一起，成为中共领导基础教育的新现实。

1949年秋，中共邀请各方面代表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共的任务由夺取政权向全面建设新中国转变，而国家建设亟须依靠基础教育来提升国民基本素质。《共同纲领》要求，“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同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坚持和强化了中共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传统。

这一时期，中共特别强调了基础教育在防止文盲新增和有效减少文盲总量上的功能。1951年出台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提出，“初等教育包括儿童的初等教育和青年、成人的初等教育。对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为小学，应给儿童以全面的基础教育。对自幼失学的青年和成人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为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冬学、识字班）”。195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全国解放九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扫盲运动、教育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后来，我国基础教育虽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走过弯路，如以愿望代替现实、热情代替理性，但总体上属于探索建设中出现的波折，奋力前行仍是这一时期基础教育发展变革的主旋律。这一阶段，中共对基础教育的领导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紧扣新中国初建背景来发展基础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全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背景下，各类人才短缺成为当时的主要瓶颈。为满足各行业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共努力推进学制、学校课程教学等多方面改革，以此提高国民的基本素养，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正如《共同纲领》规定的那样，“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二是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对教育也充满了新的想象、热情和期待。1949年的中国，大部分人尚无学可上。文盲人数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小学入学率仅有20%左右，初中入学率则更低。为满足人们高涨的教育需求，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积极动用社会力量办学、倡导办学主体多元化，等等，“无学上”难题得到有效缓解。据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人数达到14624万人，净入学率为94%，相比1949年20%的小学入学率，无疑进步巨大。

恢复发展期

1978—1999年

旨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共的工作重点，“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同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邓小平尤其强调要办好基础教育，“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198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理念上的重视和现实中的需要使得基础教育成为中共领导教育事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心，正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强调的，“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为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对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要求。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确定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共领导基础教育的工作重心落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上。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基础教育的特征，可以说全部浓缩在对义务教育竭尽所能的重视和推动上。中共将基础教育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大计，这种认识随着普及义务教育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而变得愈加坚定。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义务教育是依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都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基础教育落后的严峻现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需要，使得中共将义务教育的普及视为关乎国家发展的根本大事。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明的，“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出台，进一步凸显了义务教育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在基础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得到法律性确认。具体而言，中共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表达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战略谋划与实施。

一是体制构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权力的下放使得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办学，增强了义务教育普及工程的灵活性，激发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的基础教育发展体系，有力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这一体制，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予以完善，明确提出“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实行统筹和管理”。这里所补充和突出的“中央大政方针”，准确体现了中共对基础教育的领导，更利于明确基础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定位，以及更好地规范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二是经费保障。一方面是确保基本投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这一基本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得到法律性确认。另一方面是争取更多投入。中共认识到，举办义务教育必须同时依靠社会力量。《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要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明确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三是师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根本大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的相关表述变化为“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其相关表述又变更为“造就一支符合时代要求、能发挥示范作用的骨干教师队伍”。中共对师资要求的这种变化既体现出支撑义务教育普及的师资队伍建设在中共领导下不断取得进展，也彰显出中共治理基础教育的先进性、科学性，更反映出中共对基础教育领导的认识不断深化。

公平质量期

2000年至今

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经验

新世纪以来，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中共开始重点关注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均衡、公平与质量问题。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将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做出了“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的两个重要判断，为新世纪基础教育的发展变革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教育发展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要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等。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施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机制，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强调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阐释了“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的发展理念。202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着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突出强调了未来基础教育要朝更加均衡、公平和更有质量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基础教育的显著特征，集中体现在以高瞻远瞩的视野，紧咬全球化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基础教育转型性发展变革。早在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这一时期中共对基础教育的领导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愈加重视以全球化视野来定向和推动基础教育的转型性变革。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国基础教育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进程中要奋发有为，要有更高远的目标和追求，要有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精神，要为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培养所需人才。基础教育转型性变革，从根本上意味着中小学教育再也不能满足于将视野束缚在学校内部，满眼只有课程目标、教学大纲和考试成绩这些事情，而要确立起更加高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青少年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我们要有意识地把学生从枯燥、有限的书本知识学习，引向思考人类未知领域、世界发展、国家制度、区域格局等大知识和真知识上来。

二是开启了旨在激发创新的“学生学习中心”的基础教育系统构建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发展素质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健康人格培养”。“学生学习中心”的基础教育系统构建既是现实的行动，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追求。从现实看，我国的基础教育仍是“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书本背诵、知识灌输仍是教与学的主要方式。而“学生学习中心”的系统变革就是要打破这一僵局，将基础教育真正转移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体制机制建设上来。为此，我国基础教育也在管理体制、课程教学、教育评价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从微观视角看，“学生学习中心”一方面强调注重学生的品质发展，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给予学生自由探索的空间，鼓励学生体悟学习的乐趣，引导学生走上探索创造之路；另一方面强调教师要尊重、信任、理解学生，倡导教师向学生学习，鼓励师生双向互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学共研同进”。

如今，全球化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和素养的人才，彰显其现代的使命和价值。综观起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中共领导基础教育的百年征程，也是在为世界贡献中国模式、中国智慧的过程。2010年，中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度的责任感提出，“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既是中共在新时代治理基础教育的核心目标，也是中共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庄重承诺。中共在引领基础教育发展变革的进程中，尤为重视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每一个孩子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尤为重视缩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重视通过教育帮扶实现精准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共在治理基础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些中国教育经验和教育话语，成为当今推动全球化发展和合作的极其难得的财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育领导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小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