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国际化 职教联盟 建设模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的建设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JK0189）；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专项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外籍交流生汉语测试及课程标准研究》（项目编号：SJY1622009）。

在“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思想的引导下，高职院校纷纷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人才培养、文化交流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但由于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及从业方向的不同，使教育国际化发展遇到了瓶颈。2019年4月27日，习近平主席主持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开幕辞中提出了三个期待：期待同各方一道，完善合作理念，着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期待同各方一道，明确合作重点，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期待同各方一道，强化合作机制，着力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①习主席的“三个期待”为破解教育国家化发展指明了准确的方向。本课题基于“一带一路”框架研究职教联盟建设模式，主要是对联盟的理念模式、结构模式、运行模式等内容进行探索，以期为“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建设提供科学论证和理论建设准备。

建设模式

模式是事物的标准形式或固定格式，建设模式是依据特定的管理理念，在管理过程中设计、运行并固化下来的操作系统。“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因其成员单位的区域跨度大、业务范围广、构成属性复杂，在建设和管理中面临各种复杂因素，文化的差异、经济基础的差异、业务方向的差异，都决定了它的管理绝不同于一纸合同的效力和规范性，也决定了其建设和管理的特殊性。

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合作模式

上世纪4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恢复和重建，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先后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社区学院以培训技术人才，如日本的专门学校、新加坡的工艺教育学院（ITE）、澳大利亚的TAFE集团、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技术学院等，同时还逐步形成了委托培训模式、厂校合作模式、合作教育模式等各类合作模式的职业教育联盟。

我国的高职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才使得高等职业教育突出了自己的职教特征。2015年，教育部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坚持国际合作、开放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方才打开跨界跨区域的联盟发展局面，相继出现了以下几种典型联盟模式：“城乡联合、以城带乡的河南模式；县域统筹的开封模式；社区统筹的天津模式；政府引导、学校主动、行业中介、企业参与，四位一体的山东模式；三二分段的江苏模式；校校联合、区域联合的云南模式。”②

“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可参考的建设模式

1.理念模式

“理念”一词源于柏拉图，他把理智的对象称作理念，即“为灵魂所见的东西”。他认为“事物始终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它们是个别、相对和偶然的，而理念则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③管理理念即管理在理性方面的概念，它由三部分组成：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使命是任务，愿景是未来，价值观是落实使命、实现愿景需要秉持的观念。④“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的建设理念应体现为：使命（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西安，结成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开放性、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联盟）、愿景（共建教育合作平台，打造文化包容共同体，实现“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建设目标）、价值观（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2.结构模式

（1）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指整合联盟组织的所有资源，成立联盟总部，代表联盟全权行使指挥大权，在处置事件（一般是紧急事件）时有权调动联盟的任何成员单位，实现统一指挥，统一管理。该模式的优点是权力集中，指挥迅速；缺点是联盟成员单位的积极性难以发挥，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许多国家的教育水平仍然很落后，国际化视野不足，致使联盟合作的集权模式难度增强、复杂度加大。因此，在采用集权模式时应注意联盟体量要小、合作业务要专一。

（2）分权模式。分权模式主要体现为制度分权和授权。联盟秘书处通过网络平台及各类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及时转发和发布国际职教合作政策和动态信息，以供联盟单位开发业务；各盟员单位自主经营，及时上报工作信息。分权模式的优点是分级治事，分级负责，灵活性强，易发挥各盟员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效率；缺点是各自为政，政令不一，协调难度大。因此，建议规模较大、经营涉猎范围广、市场变化快、地区分布较分散的联盟采用这种模式。

（3）协同模式。协同模式是指多个盟员单位和秘书处通过网络平台组合在一起，按照约定的联盟工作计划、工作流程，分工协作、联合行动。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法规差异以及盟员单位自身的特点，在共同工作中来自联盟内外部的壁垒和隔阂较多，协同模式可以制订共同追求的工作目标，强化各成员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发力，降低内外部的壁垒和隔阂。联盟的本质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协同的本质是联盟成员之间“激励相容”，即联盟成员均有自身利益诉求，通过制度设计，使各单位成员的行为与联盟的诉求相吻合，实现利益双赢。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的“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即采用了协同模式进行业务管理，在最广泛的国家与区域跨度内实现最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4）代理模式。代理模式即委托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的业务承办方式，较适用于技术标准交流与课程标准交流这样便于测量的技术互通项目。“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应首先设计一种体制，使联盟成员单位与联盟利益进行有效“捆绑”，激励成员单位采取最有利于联盟的行为，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让联盟拥有长久的生命力。采用这种模式应注意规避著名的“代理人问题”，即“将在外不由帅效应”，委托人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和约束，从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因此，采用代理模式时，应选择便于测量的委托任务，严格合同管理流程和各项财务手续。

3.运行模式

（1）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是“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的活动方式、系统功能和运行原理。“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可以建立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实现“三级贯通式”联盟合作体制机制，保证各成员单位的话语权。

（2）动力机制。动力机制是由“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发展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及其作用机理，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利益驱动、机制推动、社会心理推动。“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可以建立流动任职机制，以解决“一带一路”职教联盟赖以发展的动力，既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又使每个“一带一路”职教联盟成员单位各显其能。

（3）约束机制。约束机制是对“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的管理行为进行限定与修正的功能与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约束因素：权力约束、利益约束、责任约束、道德约束。“一带一路”国际职教联盟可以建立盟员选择机制及评价方法、剔除标准等，联盟的共同理念越强，利益趋同性越好，联盟获得的增值价值就越大，“一带一路”职教联盟也就能走得更远。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协同模式”的实践

2017年，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首倡建立了“一带一路”职教联盟，截至2019年5月14日，联盟成员单位包括17个国家和地区的85家教育机构和行业企业。“一带一路”职教联盟采用协同模式进行业务管理，由联盟搭台，各联盟成员发挥各自优势，各显所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合作共赢。

1.建章立制，稳步推进联盟建设

2018年，联盟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常务理事会议事规则》《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申请加入“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程序》《专业指导委员会职责》等重要制度，切实增强了联盟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增强了联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联盟开展各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保障。“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分别以“重工匠 建平台 谋合作 求共赢”“产教融合 协同构筑工匠型人才大数据”“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研究与探索”“新时代、新合作，构建职业教育新标准”为主题，成功举办了四届国际职教论坛。联盟成员单位在深化校企合作构建专业和课程标准、推进海峡两岸教育合作交流、承担国家“一带一路”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师资交流、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突破，作出了积极贡献。在2018年“丝绸之路”教育合作交流会开幕式上，陕西职业技术学院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贡献奖，职教联盟被陕西省政府列入2018—2022建设发展规划重点建设任务。

2.请进来，走出去，实现互通互建共享

联盟组织国内外相关盟员单位进行互访并达成合作意向：在澳大利亚博士山学院建立“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培训基地；在日本大阪综合设计专门学校设立师生研修基地；在印度尼西亚科技学院设立“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训基地；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农业大学设立中乌职业教育研究基地；与台湾高校签署框架合作协议23项，成立了陕台职业教育中心，开展两岸师生交流、游学等工作；在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设立了“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北京办事处；与西安港务区达成了职业教育服务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合作意向。

3.服务沿线国家，增强文化自信

承担了陕西省“一带一路”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的培训任务，开展印尼、巴基斯坦留学生培养工作；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乌克兰研究中心2017年获批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备案；选派教师赴境外孔子学院为当地学生提供汉语培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服务沿线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将中国文化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了联盟各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自信。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高职教育所面临的经济形态在高速发展和变化着，“一带一路”职教联盟也应该紧紧关注当前管理发展的动态与趋势，在发展中改进管理模式，不断完善管理模式。

注释：

①孟祥麟、王昊男、赵成：《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人民日报》，2019年4月28日，第1版。

②邵艾群：《关于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述评》，《成人教育》2012年第9期，第52页。

③王力：《柏拉图“洞穴”比喻的哲学含义及其影响》，《沧桑》2011年第2期，第28页。

④赵丽芬：《管理理论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3，第50页。

参考文献：

[1]唐春华、李军利、尹秉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建构“多域互通、融合提升”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第29-33页。

[2]毛东升、张晶晶：《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多元化的探索与实践》，《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8年第16卷第3期，第25-27页。

[3]谭青才：《再论中国理想三元职业教育模式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创新应用》，《职业》2018年第24期，第37-38页。

[4]张保仓、任浩：《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提升机理的实证研究》，《经济管理》2018年第10期，第122-139页。

作者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