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特色主体之一，一直备受关注。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发展史，随着不同时代、不同特色音乐的融入，形成了当下富有特色的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特色话语”的出现，是音乐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将中国音乐与“一带一路”相结合，从中国音乐的发展史讲述其“特色话语”，并提出当下音乐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音乐 特色话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与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音乐交流成为国际交流形式之一。本文旨在回顾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并由此探讨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该如何讲好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以及其在音乐教育中的实践。

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

1.“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融合

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丝绸之路”早在西汉时期已开通，是一条重要的中西陆上交通干线。它的开辟改变了上古时期华夏文化发展相对封闭的格局，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逐渐形成以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中古时期音乐文化。天竺、安国、高昌等很多地域的音乐传入中原，逐渐融入中土礼乐和俗乐。

2.我国古代音乐的乐种逐渐丰富

隋唐时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空前密切。我国有很多乐器都是源自外国，随后经过改良发展而成的，例如笛子、胡琴、琵琶等。更为重要的是，外来音乐在此时已经成为中原王朝宫廷礼乐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燕乐是相对于雅乐的重要乐种，是古代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隋唐时期，燕乐盛极一时。隋代宫廷宴饮、娱乐时用的“七部乐”与“九部乐”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燕乐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大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①由此可见，隋代燕乐以国名、地名作为乐部的名称，其中，“西凉乐”兼有龟兹音乐和中原音乐的特色，是两者融合的产物。此时的音乐交流一改汉魏时期旧貌，随着多种音乐形式的引进，完成了外来音乐向中国本土音乐的融入。

3.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进一步完善

宋元以后，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中外贸易重心开始移向东南沿海一带，陆上的“丝绸之路”渐被海路所取代。这时，中原与中亚乃至西亚的音乐文化交流不如汉唐时期发达，中国本土音乐进入沉淀阶段。然而，通过整合过往的音乐元素，中国本土音乐继承前一时期的特色，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礼乐文化，呈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最显著的特点，即工整对仗。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在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比较完善的音乐文化体系，并且贯穿于官府与民间礼俗当中。

梳理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丝绸之路”对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影响难以磨灭。一大批外来乐器从西域传入，西域音乐随着歌舞艺人和乐部组织的频繁“东来”，不仅使汉唐音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使得多民族音乐在我国古老的音乐文化中积淀下来，历经千年最终内化为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体系，其内涵便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汲取外来音乐的精华，充分体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开放、包容、自信、大气。

“一带一路”与中国音乐“特色话语” 的结合

自“一带一路”提出后，沿线国家都在积极推动该倡议的落实，除去经贸往来以外，文化交流也成为沿线国家国际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深厚历史基础的音乐交流无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优质载体，自宋元以后陷入沉寂的丝路沿线音乐交流再度焕发生机。

新时期，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中应该把握好以下两点。

1.坚持中国音乐“特色话语”的主体性

中国“特色话语”一直是以文化为基准，而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能更深入地讲解文化的深层内涵，同时也避免了因文化冲击而迷失方向。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各民族、各区域之间与外来文化进行融合时，多种文化造成的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对主体文化了解透彻，才能辨清主体文化是否产生了变异，避免在对外的发展交流中迷失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话语”的作用。

2.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文化交流的互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期待沿线国家在地区经济上形成发展、取得互利，更渴望促进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历史证明，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特色主体之一，是可以担负起这一使命的合适载体。中国音乐要借助“一带一路”打好文化牌，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大众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打开一扇认识“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窗口。

“一带一路”与中国音乐“特色话语”相结合背景下的音乐教育

1.音乐教育的继承性

中国音乐作为传统文化之一，应当从不同层面把握发展方向，带动文化传承。在高校音乐教学中也是如此，任何艺术的美，都源于产生它的文化中。

在以往的教学中，无论是对声乐还是对器乐，教师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技术层面的表现，缺少对作品文化背景、内涵等方面的探究及运用。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及艺术特点，例如，中国传统拨弦乐器古琴，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它的发展历经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它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声音非常独特，可以说“静”是古琴的最大特点，抚琴不仅需要安静的环境，更需要宁静的心境。古琴有三种音色（泛音、散音、按音）表现力十分丰富：散音浑厚，宏如铜钟；泛音透明如珠，丰富多彩；按音发音坚实，按音中的各种滑音，平和、恬淡，引人无限向往和追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器乐技巧及作品内涵等向学生完整地讲解和示范，使其体会传统文化所赋予音乐的灵魂，并在学习中不断提升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较深层次地领略音乐的表现力、独具特色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对“神”“韵”的精准把握。

2.音乐教育的发展性

中国音乐有自身特色，通过律、调、谱、器形成不同的音乐形式，达到本体与综合形态的交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将各种技术手段融入音乐基础创作中，又从西方音乐中汲取精华，同时结合自身的创作灵感，产生了不同的技法与模式。

当今，新民乐的创新演奏就借鉴了西方流行音乐组合的元素，打破了传统的演奏模式，无论是拉弦乐器还是弹拨乐器都改为站立式，同时满足了观众的听觉需要和视觉需要。在高等院校的民族器乐教学中，像古筝、琵琶这样的点状声音乐器已经开始演奏西洋小提琴的作品；二胡这样的线状声音乐器，不仅演奏大量的外国作品，而且在技术上也越来越靠近小提琴，模仿它的揉弦、运弓、音色等，二胡在演奏上的创新，使得它不再是刘天华所在时代“不登大雅之堂”的乐器。

3.音乐教育的互通性

培养适应国际交流的人才已成各高校的当务之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新时代音乐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的音乐教育，不仅要加强专业技能培训，而且要注重对本国文化以及他国文化的学习，让音乐成为跨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具体来说，在以往的音乐教育中，教师多局限于音乐理论、技法等层面的传授，却忽视了对音乐所根植的深厚文化背景的讲解。部分音乐从业者受自身文化水平所限，不仅对他国文化缺乏了解，甚至对本国的传统文化也不够熟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音乐教育要真正实现从“技”向“艺”的转变，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要多开设文化课程，提高文化课成绩的比重，注重对学生文化水平的考查。同时，音乐从业者也要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最终保证，各校培养的音乐人才既可以将中国民俗文化中仪式和非仪式用乐的鲜活状态传扬出去，也可以在中国音乐“特色话语”的前提下吸收外来音乐的活力，让中国音乐更富有创造性。

结 语

纵观历史，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其对外来音乐元素的吸收、融合密不可分。可以说，中国音乐发展直接受益于古代丝绸之路，并最终内化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土音乐文化。

这一历史启示告诉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既要注重中国音乐“特色话语”的传承，也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一方面，不拒绝吸收优秀的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也不能在此过程中迷失方向，应该努力把握中国音乐“特色话语”，赋予文化生命力，建立文化自信，在新时期创造属于自己的中国音乐文化名片。

注释：

①《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第376-380页。

参考文献：

[1]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冯巍、程国强：《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7月14日，第5版。

[3]赵成：《“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合唱》，《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