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无法以今人的视角去审视彼时人们正在遭遇的生活。但不论走到何处，每一段记忆都不该被遗忘。

1970/女孩的两个家

桑镇至今都是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前几年政府的“村村通”政策才把柏油路铺到了这里。1970年的春天，穿着满是补丁的花外套的小女孩，和大姐一起在地里的桃花树下捉蚂蚁，崎岖不平的土路上走着几个弓着身、扛着锄的村民。她今年二十岁了，娘坚持让她读完了初中，可再也供不起她继续念书了。在家的这四年，她就这样平静地度过每一天，岁月静好，但在乡间长期的安逸让她隐隐感到不安，特别是这几天，她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烦躁，这里明明有个蚂蚁窝，她却一只也捉不到了。

上周正和爹从地里往回走的时候，队上的大喇叭突然嗞啦嗞啦响了起来，接着是一阵模糊的女声：“××厂来镇上招工了，初中毕业的女孩十号一大早可以去广场参加选拔！”

“我们这附近有什么大厂子吗？”女孩并不记得自己在哪里看到过大烟囱，每天队上定点播放的新闻里说，有了这种庞然大物，工厂才能运转。

“好像是兴平那边的厂子！”爹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碎女子，你上过初中，你下个周去试试！”

“得是能进城？”她就问了爹这一句话。

“当然，这是国家的大单位，你能去就能吃大锅饭，端铁饭碗，还给你发粮票，最要紧的是，你能上个城市户口！”她看到爹细长深邃的眼睛在松弛的眼皮下闪烁着光，父女俩都没再多言，但心中早已澎湃。

那天早晨镇上的广场稀稀拉拉来了二十几个人，大多都是和她打扮类似的农民家的孩子，有一两个衣着得体的女孩子长得很精致，却一直垂着头，不安的目光在广场上游离，她们身边也没有爹娘陪伴。她性格乖巧，思想单纯，很快就被录用了。

这事儿可惊动了大半个村的人。一连好几天，不断有人来女孩家向她道贺，不知道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还是突如其来的关注让她不知所措，那段时间，她总是爱一个人坐在门口，盯着那片刚播种的田。她想进城赚钱，想要摆脱穷困。

终于到了出发的那一天，火车停留的时间很短，月台上只有她们一家人。她并没有带很多随身的行李，春天地里的活儿一个接一个，每周末她还要回来帮忙。她从娘手里接过用床单布裹紧的包袱，自己又把剩下的两角攒起来打了个结。“别宁次（陕西方言，磨蹭）啦！赶快上车！”列车员从窗户里探出半个头冲她大吼一声。“我周末就回来啦！”她挤出一个勉强的笑脸，匆匆跑上了火车。列车缓慢地开动，她用肩膀挤过人群，身子被卡得动弹不得。

她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有一个地方有这么高的楼房，各种大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那低频闷响的声音在她看来像城市的交响乐，烟囱里吐出或白或黑的烟，不正像白云和乌云吗？

这里的生活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宿舍里的其他三个姑娘也都是周边的小村子来的，她们在一起讨论自家的地里种了什么菜，兄弟姐妹都出过什么糗，聊到深夜还咯咯笑个不停。每天和其他学徒们一起吃饭，饭堂里总是闹哄哄的，年轻女孩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师父刚开始还会给她们使个严厉的眼色，后来看姑娘们学得快，干活儿又认真，也就任她们去了。她的生活范围就是宿舍、食堂和车间，有时单位组织学徒们去大礼堂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晚上还要写汇报，她就和其他女孩子们“群策群力”，还振振有词：“团结就是力量！”她还听到过厂里几个西安来的知青谈论“外面的事情”，大概就是一些游行和学生运动，她对这些活动完全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她现在只要工作、攒钱、周末种地。

第一个月底回村的那天，女孩一辈子也忘不了。她一件换洗衣服都没带，腾出双手，紧紧地攥着那早已被磨损得不成样子的十八块钱。一下火车，她几乎是狂奔回了老屋，钱交到娘手上时，差不多都能挤出水来了！

“才一个月就十八块钱啊！”娘冲着里屋大声喊，爹、大姐、二姐，还有刚好来家里吃午饭的小伯，闻声都跑了出来。爹一把抱住正往仓库去的女孩：“碎女子出息了！咱以后也能吃肉咧！”女孩轻轻地拍了拍爹的背，拔腿就往仓库冲。她拿了一把镢头奔向那片小小的田，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挖坑、翻地，她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就把一切喜悦都告诉这土地吧！

1991/“终于离开”的男孩

1991年，平静的夏日里涌动着一丝新生的力量。

和许多在关中乡下长大的少年一样，男孩体格精瘦，肤色黝黑，扁平的鼻梁上架着两年前进城配的眼镜，当时可是耐（陕西方言，读二声）了达（陕西方言，爹）的一顿打，“不好好种地，读什么书”成了男孩的“不孝”，买书花钱，上学花钱，看坏了眼睛还要花钱。

现在，他像疯了一样奔跑在塬上。前几天的一场雨，让原本稀松绵软的黄土服服帖帖地聚合，妈（陕西方言，读二声）纳的布鞋底儿薄，跑在地里脚疼得像火烧。后来回忆起来，他似乎觉得那时脚下跑过的每一寸土地，还有脸颊上流下的每一滴和着灰尘和土的汗，那种真实的切肤感都像是发生在昨天。

他一把推开家里的大门，前屋里电风扇咯吱咯吱疲惫地转着，厨房中只有墙上的灶神和地上堆放的柴火，他立马扭过身去往地里跑。

“达！额（陕西方言，我）考上咧！额考上咧！”他对着苹果地里一阵狂吼，他知道达一定在这儿。

“撒（陕西方言，啥）？”身后果然传来了一声沙哑的回应。

“学校刚放榜咧！额考上咧！西安！”半小时前，男孩被夹在缓缓向前蠕动的人群中，他从来不知道县上有这么多人都参加了高考，或者说，他在学校里并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同龄人。他个头儿高，但眼睛不好，就把胳膊架在两边的人的肩膀上，以此借力尽可能地伸长脖子，在那黑字红底的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汗不停地往下流，他得一直用手撑着眼镜。

他甚至不清楚西安到底有啥好学校，只是考完了之后，先生根据他平时的水平，直接给他说了几所，他也就填了志愿。他当时只问了先生一句话：“老师，你看额今年能走不？”因为他知道，班上总是坐在第一排的那几个学生，他们都至少考了两年。

达扛着锄头从仓库里不紧不慢地走出来，先是往地上啐了一口，盯着圈里的猪呆了几秒钟，抬头看他时，被太阳晃得眯着眼，皱着眉，“你，要去西安了？”一边问一边从裤兜里掏出手绢，在什么都没有的嘴角抹了两下。

“八月底就走，豹子也考上了，我俩一起去！”

达好像再也没说什么话，这让男孩感到很不解，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反倒被冷落了一通。大哥几年前就进了部队，大姐二姐上完初中就干起了农活，家里把从牙缝里省下的钱都拿来供男孩上学，如今自己考上了，达为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呢？

八月中旬，达却让家里的女人们做了一桌好菜，他自己进城买了几壶酒。回来之后把二达三达两家都招呼了过来，还给村长带了一包烟请他赏脸，在家里给男孩搞了一个庆功宴。直到那时他才在达的脸上看到了他对自己的肯定，一整个夏天，达都表现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公共汽车一路摇摇晃晃，土路崎岖不平，颠得人活像大厨炒瓢里被翻来倒去的菜。后来，不知是被摇得麻木了还是什么原因，男孩和好友豹子都睡着了。

西安，西北的心脏。住在老城区的姑妈曾带男孩来过一次，自那以后，每晚躺在炕上，他仿佛都能听见姑妈家旁边火车轰隆隆驶过的声音，看见西七路尽头的和平电影院，钟楼的那个大转盘最令他印象深刻，他从来没见过哪个地方有那么多自行车。

现在，他真的来到了这座让他魂牵梦萦的城市，他爱这里的一切。乡下有五颜六色的花草作物装点，而城市黑白灰的建筑中却为每个人都准备了调色盘，自然不再是唯一的画师，个体的力量才是撑起一座城的基石。90年代的西安，新架起的电线与城墙平行延伸，公交车和自行车在两车道上互不相让，艰难地向前挪动，穿连衣裙高跟鞋的女郎花枝招展，灰头土脸携家带口扛着大包小包的乡下人眼中也闪烁着希望的光。新旧错综，激烈对撞。

男孩上的中专学校里，城里学生和农村学生对半分。由于羞怯，也是人的本性使然，他总爱和农村来的学生在一起，他既为这里各种新奇的东西和前卫的时尚而激动，也常常感到自己与这座城的疏离。他说不来听上去优雅又圆润的普通话，他周末没钱下馆子或者逛集市，为了省路费，达也不让他回家。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连秋衣都没带，只能抢同寝室兄弟的袄子，或者一有空就缩在被子里看小说。

寒冷似乎冻住了时间的脚步，老西安的冬日格外漫长，每一秒都是刺骨的煎熬。未来一眼看不到头，男孩只能闲下来就学习，尽量不让其他的烦心事占了上风。那天正在床上看书的时候，门卫在宿舍门口冲里面大喊：“那个××，你达来了！”他猛地一个哆嗦，立马合上书，掀开被子，抄起外套，一边踉踉跄跄地往门口跑，一边使劲把脚后跟往鞋里塞。达还是穿着那件长袄，嘴里含着快要燃尽的烟头，一点红光在大雾天里格外显眼，他的背上扛着一个大麻袋。

“你妈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你秋衣还在柜子里，还有一些冬天的衣服，让额一块儿给你拿过来。顺便去你姑妈那儿坐一坐。”达还是那平静的语气，他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一把抱住了达，好像也抱住了妈，抱住了大姐二姐，抱住了那片他曾经想逃离的黄土地。

2018/城市人

这个故事原本应该很长，因为我自己便是主角。但可惜的是，我已经走过的19载人生顺风顺水，城市里的生活五彩斑斓也毫无波澜，“乡土”的气质被轻轻抖一抖，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现在，过年回到老家富平时，婆婆（富平方言，一声，指奶奶）仍然会侧仰着头，回忆我小时候站在炕上，有模有样学爷爷指着她鼻子骂“老二”的那一幕。还有那年春节，向来大大咧咧的姑妈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留下一片紫色的淤青，被一大家子人“口诛笔伐”。而我也会耐心地听她一次又一次讲述这些故事，老人脸上的每一丝皱纹都是往日生活的温柔注脚，或者说，于我而言是生命中朦胧而又不可复得的童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记忆器官发达到不会遗忘，我们究竟是会细细品咂人生的层次，还是会痛念逝去的往昔？

这么写未免有些无病呻吟之感，毕竟，无论何时，我都已经无法还原完整的此生，那些关于乡村的记忆，只存在于长辈的复述中。大概只有户口本上“籍贯”那一行字，才能够时不时地提醒我究竟从哪里来吧。

如果算上父母两方，我已经是这个大家庭里的“第三代城市居民”了。在我看来，我爸爸家在富平，我妈妈家在兴平，而我们的家在西安。“回老家”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当然愿意有空就回去看望老人，但那里已经不是我记忆的载体，我的感情是系在人身上，而非那片土地让我辗转反侧。那让爸爸深情怀念的槐树，老屋后的苹果地，门前早已干涸的水渠，改变不了我于这里“他者”的身份。相反，学校门口的辣条，总是抛锚的两厢轿车，护城河畔的环城公园，才是我思乡之情的依托。相比于前两代人艰难而又决绝的“逃离”，我，当然还有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是生下来便上了城市户口。传统意义上，我称富平为故乡，但西安才是我真正牵挂的地方。无论以空间还是心理为尺度，我已“脱离”乡村，成为了真正的“城市人”。

同样是求学的故事，我的版本的“走出故乡”却要比那个男孩要顺利得多。“上大学”早已不再是奢望，令人头疼的不是“能不能上”，而是“去哪儿上”“学什么专业”。发达的交通和先进的通讯设备折叠了一切空间距离，早已习惯的城市生活方式让我能够快速适应上海的节奏（当然，气候和饮食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离开西安，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也不是因为那里没有我需要的教育资源。而是这个选择，能带给我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锻炼我从小缺乏的自理能力。就像所有恋家的人一样，我暂时地“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我从未打算在上海扎根，因为我的家乡西安也有无限的潜力和机会，前两辈积累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经验，也为我的“立足”打下了基础。就像他们的一切都在乡村，我的一切都在城市，在西安。

我“走出故乡”了吗？从一方面说，是的；但换个角度看，似乎这一生都不会。

2019/一家人的客厅

女孩姣好的容颜也抵不过岁月的磨蚀，青丝成了白发，不过曾经羞怯畏惧的脸上现在只有安详。奶奶（我妈妈的母亲）手里捧着茶杯，双脚自然地交叠，小猫在她腿边蹭来蹭去。讲起这一切时，她难以置信的平静让我怀疑这些是不是她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许这就是老人的大智慧，我这个年纪向往天空的蔚蓝，而他们已经沉淀了大海的底色。后来的一切就是我所熟悉的了，爸爸的单位分了新房子，婆婆（我爸爸的母亲）过不惯城里的生活，爷爷奶奶倒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安排。他们都有自己的退休金，每天都坚持散步，爷爷倔强地不愿离开守了一辈子的厨房，从来不让我爸我妈做饭，奶奶则是能站着绝对不坐下，冬天枸杞红枣，夏天绿茶苦荞。老两口还时不时用自己的钱出去旅游，或者在冬天西安雾霾严重的时候，搭原单位的班车回兴平和老同事打打麻将挖挖坑。现在，奶奶将他们的青春娓娓道来，而爷爷依然坐在小马扎上（他的习惯）看陕西七套的挖坑节目。

楼道里传来了熟悉的清嗓子的声音，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接下来是从腰间卸下钥匙链“噼里啪啦”的清脆响声，“人未见形，先闻其声”大概也能形容我爸。当年的清瘦黝黑的男孩，现在有了城里中年男人的一切特征：日渐后移的发际线，肿胀而油腻的脸，浑圆的啤酒肚，衬衣紧紧地别进裤子里，鼓起来的裤兜里装着一盒烟。毕业后我的姑父爷给他介绍了工作，他没有别的选择，就进了现在的单位。他和同事相处得很好，但还是喜欢和像他一样从富平来到西安的同学来往。他渐渐熟悉了酒桌上的规则，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社会磨平棱角，成了一块圆滑的鹅卵石。学历和家庭背景都无法为他提供任何优势，二十七年，他自己摸爬滚打，他说自己只能算多半个“城市人”，虽然已经改掉了（这里不是指改正，而是改变）许多乡下的习惯，但他还是怀念那些和兄弟们一起在塬上奔跑的午后。不过，能供我上大学，让我衣食无忧，并且很有可能为我的将来铺路，依然是他觉得生活在城市里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左手捧着ipad，右手转着电容笔，时不时地瞟两眼手机，因为过一会儿还和同学有约，他们总会叫一个智商掉线的人和他们一起玩剧本杀，让一个气血不足的人和他们深夜唱K，各回各家之后还要手机陪聊到天亮，刚好给家里省下一个人的早饭钱。“我管不住你了”是我爸这个寒假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每次都会理直气壮地怼回去：“就允许你们小时候在地里捉蛐蛐，不允许我们在包厢K歌啊？”我从小到大学了太多“反抗”“冲破”的历史故事，虽然把伟人不向命运低头的崇高精神移植到家庭关系中来不太厚道，但“选择性地认同父母”似乎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

爷爷刚去了厨房里忙活，妈妈今晚和同学有聚会，她们也越来越赶时髦了，从这几年直线上升的聚会次数就可见一斑。我、爸爸、奶奶一起坐在客厅里，突然我就觉得这个宁静的时刻非常奇妙。我们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人生起点，经历过不同的童年和青春。但此刻，在穷苦或者饥饿的逼迫下，在求学或者闯荡的驱使下，在命运或者选择的结果下，我们就坐在这张沙发上，呼吸着城市里的空气，怀念着乡村的过往生活。时代的潮流让我们骨肉相连，却也无情地把我们赶出故乡，只留下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品尝。

不过我们也不会为此神伤，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有家的地方，就是故乡。

太用力的回忆又给人徒增烦恼。现在，是城市时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