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年还是要过的。对我爷爷来说，他即将面对的“年”，便是不得不来西安市和我们一起过年这件事。

以“团圆”为主题的春节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以至于“春运”现象每到年底就会被许多媒体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作为标题进行报道。关于“春运”“过年”“返乡见闻”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中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作为在大学里长大、并一口气读书读到25岁的孩子，这样的生命历程能够让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以鸵鸟的姿态成长着，也看似躲开了一些同龄人不得不直面的一地鸡毛。可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对类似“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是今天的我？”这样的问题产生越来越强烈的疑惑时，过年，为我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我是这个家的第二代城市居民。

20世纪后半叶，恢复高考的十年后，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几行字让我爸成了家族的第一代城市居民。至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他的名字在和我们的那几行字不一样的另一个户口本上。许多年前老爷子就对合并户口本这件事表现出坚决拒绝的态度，对他而言，换了户口本，就意味着要面临失去他耕作了大半辈子的那二亩地的风险。

虽说名字在不同的户口本上，但终究过年还是要团聚的。然而真正令一个家的两代人产生矛盾的地方在于，这个团聚的地点究竟是该选在哪代人的户口所在地。

2015年之前，每年和父母的春节活动路线与当下的绝大多数爆款“返乡体”文章吻合，在西安市与富平县金粟山下的小山村这两个拥有巨大反差的空间穿行。

于父辈和我而言，即使仍旧属于关中地区的渭北山村，腊月里旷野的风都会在我的手和脸颊上留下一涂护肤品就会被蛰得生疼的细纹——天哪，那哪里是细纹，那是家乡的风变成刀子后割在脸上的伤口；没有暖气的农村让怕冷的妈妈过年期间就变成了一只躲在炕上瑟瑟发抖的鹌鹑；小时候的腊月里，每次使用村里的旱厕时，我都会疑惑世界上有没有“滴尿成冰”这件事。至于洗澡，就更是一个过年期间的幻想了。

于是，从身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与感知力来看，在确定了自己几乎已经成为正儿八经的西安人之后，我爸和二叔以西安更暖和、过年更方便为由决定把过年一家团聚的地点改为西安城。那时距离他考上大学第一次来西安城已经过去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爷爷有三个孩子，爸爸和二叔在西安工作，并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只有一个被我从小揍到大的堂弟，如今堂弟也在西安有了稳定的工作。姑姑出嫁在距离爷爷奶奶不远的地方，也为我的生命里增加了两个表弟。所以说，即便遵循家庭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过年团聚的地点从乡下的老家改为西安市的我家，也是合情合理的。

2015年的2月，我们全家终于实现了第一次“进城”过年这件足以在家史中被记下一笔的里程碑事件。那年来西安城过年的第一天，刚进家门，超过25摄氏度的室内温度，让里三层外三层的爷爷奶奶直接出现了热到近乎快晕厥的症状，只是低头换了双拖鞋，额头就蒙上了细细的汗珠。我爸派堂弟带爷爷去感受城市，我弟带爷爷体验了坐地铁。回来之后，我爷爷非常兴奋地用地道的渭北方言告诉我：“城里年轻娃好滴太，一上地铁就给老汉让座！”我弟用非常无语的表情悄悄告诉我，爷爷一路都在问他修地铁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土，会被运到哪里。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即将迎来在西安城一起过的第四个春节，我才逐渐回忆起过去三年里一直被我忽略的那些细节，那些爷爷对在西安过年这件事所产生的焦虑。起先我并不在意他的抱怨，并想当然地觉得这是作为曾经的“一家之主”、如今“决策权”正在逝去的老人家通过决定在哪过年这件事上“怒刷存在感”、找回属于一家之主的权威。再后来，每到年根，他都会提前打电话“扬言”：“今年我打死都不去西安过年，你让你爸把你奶奶接到西安过年！”平心而论，奶奶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总能让她很快适应城里的生活，微信玩儿得很溜，特别是手机拍照和抢红包。最难得的是她的高情商，让我家近三十年都未产生过任何婆媳矛盾，就像近些年的腊月里，三代人因为在哪里过年而“鸡飞狗跳”时，奶奶总能成为我们的调和剂。

现在是戊戌年腊月二十九，我爸和二叔开车回老家接爷爷奶奶来西安过年，我一边码字一边忐忑。爷爷前些天就开始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我爸做工作，好让我爸同意他老人家今年可以留守老家过年。可是，很显然他选错了队友。

就在昨天，他还给我爸打电话说今年不来西安过年了，理由是要给太爷爷上坟。

家乡过年祭祖的习俗是只给祖先上一次坟，几个家族约好时间共同去。给太爷爷上坟时，必须是我爸、二叔、我堂弟和我的堂叔伯们、堂兄弟们一起，但因为一家所有男丁返乡时间不同，便在今天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非强制性习俗，我所认识的同族人里，有很多因为没法过年回老家的人，都会托同族其他人代买一些纸钱、祭品去给太爷爷上坟。去年就因为我们在西安过年时间与堂伯父、叔父们拟定的时间冲突了，于是我爸买了祭品和纸钱托我的堂伯父在祭祖时带上我家这份。

爷爷昨天打来电话郑重其事地对爸爸说，这样不合适。他要亲自带着我爸、二叔、堂弟跟着同族其他人一起去村西头的墓地祭祖，给太爷爷上坟。

我爸昨晚苦口婆心地跟老爷子分析托大伯代表我们祭祖并给太爷爷上坟这件事的可行性，爷爷在电话那头只是反复说：“不合适不合适，别人会笑话哩！”

爷爷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强化的“恋地情结”在家乡与生死密切相关的仪式上表露得一览无余。

我这才开始慢慢梳理了这些年老爷子和西安城在过年期间不断磨合，但总是难以磨合成功的那些事儿。

首先是高层住宅楼。爷爷坚决不住我家十来层的高楼，他睡了一辈子与大地连为一体的土炕，再睡到我家“不接地”的床上时总有一种来自“空中楼阁”所产生的“天旋地转”的错觉，于是过年期间他就住在二叔家的一楼。

其次是厕所问题。马桶给蹲了一辈子旱厕的关中农村老汉带来的是一种对自尊心的锥刺。爷爷第一次来西安过年时对马桶举手投降之后，那段时间就由我爸和我每天轮流带爷爷去上小区的公共厕所。电视剧《白鹿原》中曾淋漓尽致地诠释了 “陕西八大怪”之一——“板凳不坐蹲起来”，我的家乡与白鹿原同属关中文化的浸润区，因此，即便是在家里，爷爷也几乎不沾沙发和椅子，而是端一碗菜，拿一个奶奶在老家蒸好的“年馍”蹲在客厅的电视机前吃饭，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除了年夜饭之外的其他时间里，吃饭时，我们和奶奶坐在餐桌，爷爷一个人端着碗蹲在客厅。

爷爷爱喝水，加上年纪大了，便不停地跑厕所，我们一家人出去玩时，他经常为上厕所这件事焦虑不已，如果是去西安周边的地方玩，在高速公路上，每经过一个服务区都要停一次。到每个景点后，我弟的头等任务就是给爷爷找公共厕所，我隐隐觉得这件事会伤害爷爷的自尊，但我们似乎又无能为力。

相比较爷爷的焦虑而言，奶奶似乎与城市磨合得更好，年过古稀的她总是在努力学习新鲜事物。她唯一的不适应是坐电梯时总怕自己下错楼层，即便我给她教过很多次，她也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个每天在村里东走西看，连哪棵老槐树上有几个鸟窝都知道的老太太，因为坐高层住宅楼的电梯时怕下错楼，所以只能在家里等我们谁下楼时，她才跟着下去散散步、放放风。

过年期间“农村返乡体”文章的数量又出现新一轮高峰时，农村老人进城过年时产生的焦虑感同样会成为一个家庭过年团聚的磨合点。孔德继先生那篇《“知识精英”的处境与“返乡体”的爆红》令我产生强烈共鸣，特别是他谈到的“立场先行”现象，在重视“返乡体”文章时带给我更多的思考视角。

其实，“返乡体”文章中所指出的农村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当下这个时代，除此之外，有些问题，比如对老年群体的诈骗犯罪行为更不仅仅存在于农村。特别是相对缺乏田野调查生成的“社会学报告”和“非虚构文学”让文本中只留下力度最强的那个单声部。

返乡后的城市人看到“日益凋敝”的乡村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父母后，为那古老简陋甚至在都市人看起来很贫穷的生活方式而哀叹，但似乎又无法找到解决那些他们认为是“问题”的答案，到最后把一切归结于“生活的苦难”。可当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把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接到城市中，过上与其他城市中产阶级不相上下的都市生活时，他们就会快乐吗？

我开始渐渐明白了即便西安的家有多余的住处，爷爷奶奶也不愿意来城市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原因。他们的性格、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已经被金粟山下的黄土与麦子塑造成型，而我爸和我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已经深深地镶嵌进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对我来说，在与家乡渐行渐远的路上，早已在不自知中成为一个“他者”，特别是读博后开始更为审慎地对待那些空洞的抒情后，“给我血肉的故乡”已俨然成为“文化人类学调查样本”。

许多主位缺失或主体不明的社会学调查对农村的书写有失公允且自带傲慢视角，那些看似翔实的数据和所谓真实的案例难以说服我完全接受对中国农村做出的那些“一概而论”的论断。对农村生活方式矫揉做作的“苦难化”表述，吞没了那些本该真正来自乡村的声音。

属于农村的个体复杂性与独立性程度决不亚于城市中的个体，甚至农村人身上所藏着的他们不自知、我们未发现的那种传统文化的绵延感更有韧性。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发呆的爷爷奶奶和往日在村里生龙活虎的爷爷奶奶完全是两种状态。我暑假在村里的时候，爷爷经常在村里、在镇上、在果园和麦田里溜达，往往一整天都见不到人影。奶奶和她的老伙伴们经常坐在村口的泡桐树下一聊就是一整个傍晚，还会和村里其他老太太们交换自家花园的种子。

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跟着奶奶在村里溜达，也会偷听农村老太太们讲的乡土奇闻异事与村庄的前世今生，即便非要以都市人的视角来观察他们的生活，也是平静大于悲苦的。即使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也绝非满目疮痍。乡村振兴、文化小镇还有越来越多对农村、对乡镇问题的视角也不该完全以经济收入为标准，更不该以都市生活为参照。

农村意味着有很多城里人难以适应的生活方式，反之，城市给农村人带来的亦是如此。

今年腊月中旬，我们回老家给爷爷过生日时，我用当时在网上流行的爆款视频短片跟爷爷打趣：

“爷，你知道啥是佩奇吗？”

“不知道，你给我说说最近秦岭别墅的事儿咋处理了？”

“呃，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