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九年一贯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每天面对“无声世界”里的聋哑学生、适应行为有缺陷的智障学生以及号称“来自星星”的自闭症学生;面对着家长们不辞辛劳的接送、陪读,以及信任的目光,我们为师者除了正常的授课外,是否还能为这些有身体缺陷的孩子再做些什么?

多年前,执教聋哑学生语文课兼做班主任,我曾杞人忧天过:眼前这些聋哑孩子,老师每课教授的知识或技能他们能否听懂,是否能活学活用?师者的“苦口婆心”会否误人子弟,他们打内心里能认同多少?将来他们能自立于社会吗?若干年后还能不能记起我这位老师?……每念于此,内心便会萌生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使我不敢怠慢,认真对待每堂课和每位学生。

教学古诗《登鹳鹊楼》,初步理解诗文后,学生Q突然发问:“老师,课文插图里哪是东、西、南、北?”这质疑让我一时愕然,插图里哪是东、西、南、北原本与课时内容及预定目标并无关联,但取舍之下,我还是相机调整了教学,顺水推舟将Q的问题抛向全班。最终同学们依据诗文“白日依山尽”断定“这是傍晚落山的太阳”——插图中太阳的方向就是西方!由此再联系《社会常识》课“面北背南,左西右东”辨别方向之法,分析出教材插图里的方向。就这样,学生Q的疑惑成了课时教学“新的增长点”。

常闻“教师心中要有学生,课堂上要有‘人’,应尽可能站在学生视角思考教与学”。诸如此类,说说尚可,做起来谈何容易。课上老师们“滔滔不绝、口干舌燥”,孩子们不一定感兴趣或者已经会了;而学生最迫切想了解的,教师又往往不能触及……现实教学中,这种“供求”错位与尴尬客观存在。教学改革试验,未必就意味着大刀阔斧、颠覆一切,有时小小的改变或尝试,其作用及效果无可估量。

2015年春,一群往届聋毕业生聚会,特邀我们几位老师吃饭。席间,一男生侃侃忆起当年我指导写作文的情形,他说:“当时就感觉写作文很难,鹿老师的指导耐心、细致,让人茅塞顿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听到这番话,我百感交集,成就感、幸福感油然而生。我相信这是学生对于教育者最真、最高的评价,更坚信当年的“杞人忧天”与坚守对了、更值了。

转行做了智障教育,目之所触所感,我开始思索“教育的出路”:学生在校九年习字七八百个,最终能认读下来者不过百十字;“10以内加减”学了七八年,能靠“掰手指”“画小棒”数出来的竟算是好学生……多少年来,智障教育一直在盲目追求文化知识教学而轻生活教育指导,习惯于将“狗尾草”养在盆中精心浇灌,却将“无干扰地独立生活”这朵兰花弃之一旁。结果很多人花费大力气去解决浮云一般的事情,到头来学生文化知识学得稀里糊涂,其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如洗衣、做饭等还得依赖他人……偏离“无干扰地独立生活”这一终极目标,我们过去所追求的与之无异于“南辕北辙”,老师越卖力教,距离“终极目标”越远,对学生的伤害越大!

教育部新颁《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强调“社会适应”,倡导教育生活化。由此我想起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于是我想:教师基于国家课程,能否再“因生制宜”开发出系列教学内容,暂且美名曰“生本课程”——着眼于智障学生“无干扰地独立生活”,突出穿衣、饮食、住宿、出行、购物、就医等生活主题,分别细化出一个个具体教学项目,实施于学校每周的训练中。

抱定如上初衷,三年前笔者开始探索“生活教育”,自备电饭煲、水桶、水盆、勺子、大米等物,在常规教室从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电饭煲焖米饭、煮稀饭做起,教学融《生活语文》《生活适应》《劳动技能》等课程要素于一体,练生活技能兼学文化知识,每周两课时,并逐步开发出一组“做饭课”:第一课为“用电饭煲焖米饭”、第二课为“用电饭煲煮稀饭”、第三课为“煮面条”、第四课、第五课……

前不久,一高年级女生与我闲聊,说周末独自在家做饭得到了家人夸赞,那满脸的神情颇为自豪,还称特别感谢笔者。见我有些狐疑,对方说:“您忘了?以前您教学生用电饭煲焖米饭、煮稀饭时,我常去听课的……”撒下的种子总会发芽的。这就是“生本课程”的魅力!

得益于“做饭课”的成功经验,如现实条件允许,我想还可以构思融“穿衣、洗衣、晾衣、叠衣、放衣”于一体的“衣服料理课”,乃至“购物课”“就医课”“乘车课”等等。

有人说,教师分四种境界:情绪、情感、情怀、情操。“情怀”,《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作为一名从教22年的教育工作者,特殊教育事业成长了我、成全了我,甚至成就了我,让我在学习、工作、家庭、生活诸方面收获颇丰,我对它充满感情与感恩。

向特殊学生施与真爱,就须导引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生存,能够自立或半自立于社会。在这些方面,我的努力微不足道,一直“在路上”。于漪老师主张“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我愿以此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