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媒体爆料称：研究人员对来自中国广州的约4700名小学生和初中生进行调查后发现，有“12%的一年级孩子患有近视。在初中一年级，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7%”，“如果不采取行动，学生的失明风险可能增加”。从小学到初中6年间，近视患病率升高近6倍，可谓触“目”惊心！

高近视率影响国家安全

三年前我曾经陪同空军招飞部门的战友，去南方某高中调研学生视力问题。我们从教室的后门，一个个数学生耳朵上的眼镜腿。结果发现，40人的班平均只有约8-10人不戴眼镜，近视率达80%左右！

富有经验的空军战友说，那几个没看到眼镜腿的学生中，还有一部分可能戴的是隐形眼镜。结合其他指标，这个近万人的中学，每年连一个合格的飞行预备学员也很难招到。

我当时目瞪口呆：这就是支撑现代化强大空军的后备人力的真实现状吗？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一结果具有普遍性。

北京大学在其发布的《国民健康视觉报告》中也称，高近视率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青少年视力普遍恶化，从长远看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在可量化的社会经济成本中，视力受损患者的劳动参与损失不容忽视”。

毫无疑问，高近视率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

美国拥有飞行驾照的民间人士有近百万，中国拥有飞行驾照的不到美国的1%。这固然有双方通航产业发展巨大差距的原因，但从视力健康的角度也是能够折射出问题的。

中美科技差距人所共知，而中美青少年视力差距还没有多少人关注。其实，中国中学生高近视率背后潜藏的问题不仅仅是后备飞行人员，而是中国青少年整体健康问题，这又连带地影响着中国各行各业成年人的健康形象问题：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性国民“身”“心”两方面同时弱化的隐忧。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西装革履的多了，但戴眼镜的也大幅增加。在铺天盖地眼镜片的闪光中，随处可见当今时代“文”气弥漫而“刚”气消沉的迹象。美、俄等国的高级军官、政府官员甚至学者，戴眼镜者甚少；而这些国家的群体对抗性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橄榄球都比较发达，这又与其国内青少年扎实高效的军事教育密切相关。

联想似乎有点远，但“眼镜”现象反映各国民众身体素质和精神气质，应是不争的事实。从来大家都以健美的肌肉做强大的标志，有谁拿眼镜当强悍的代言？我想起那句已读成顺口溜的警世通言——少年强则国强。在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已高达80%的情况下，这个“强”字该怎么念呢？

眼镜其实是眼睛的拐杖，本身就是眼睛残疾的证明。但包括军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几乎都不把近视率列为体能测验标准，反映出全社会对近视问题的普遍轻视。

现代战争，完全凭借体力野战的情形已经不多，但体能仍然是基础，特别是空军，对视力的要求格外严格。晚清时期鸦片猖獗，林则徐痛心疾呼如果不禁止鸦片，中国将无可用之兵。今天，如果我们不重视近视问题，危害是同样巨大的。

中国孩子为何如此“弱”

国内外公认造成孩子近视率大幅度急速提升的原因是“户外活动少”。为什么户外活动少？有研究机构将其归因于电子产品的普及。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美、日电子产品比中国使用得更早更普遍，为什么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是世界第一？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过度用眼。一步步地深究下去，会走到中国中学生堆积如山的作业面前。

正是压在学生们身上的这座作业大山，不仅绝对性地侵占了学生户外活动时间，同时还剥夺了孩子们自由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我对北京中学的一个调查发现，中学生在五点左右放学离开学校之后，一直到零点，几乎都在做作业，而第二天凌晨就要起床上学，几乎不可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而本来天经地义用于休息的星期六、星期日，一些孩子又被五花八门的课外班俘虏。作业多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各个学校恶性竞争升学率以争取各种“利益”。

一些中学为了给孩子们上紧发条，还设置各种重点班、普通班、实验班等，唯恐学生们不在应试的道路上飞奔、狂奔，几乎必须牺牲身体的代价和大部分生活情趣、个人理想的代价。在这种以学科考试分数争夺少量教育资源的不正当引导下，不仅城里的孩子没有了童年，连农村的孩子也很少有“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惬意。

青少年时期正是孩子生长发育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他们身上。以牺牲学生健康，损害学生重要生理器官做代价，换取学科高分数和高升学率想干什么呢？

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国教育界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也空前广泛，我们从世界教育的先进经验中吸取了多少？我看到北京大学附中率先进行了体制改革，改为学院制与大学接轨，注重素质教育和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毫无疑问，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但在现行应试教育总体制不变的现实下，北大附中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升学率直线下降”，也因此不被社会看好。

在现行只凭学科分数分配紧缺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只指责学校搞坏学生眼睛是不公平的。近乎畸形的恶性竞争和多年来僵化的应试体制，导致学校大量布置作业，家长督促完成作业，社会盈利机构蜂拥而上趁机以教辅、课外培训赚钱。在近乎全社会的合力围剿下，绝大多数健康的中国孩子在青春期就这样被摧残了。

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一会关注实体经济，一会关注虚拟经济，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关注庞大的“黑色教育经济”。中国的中小学生数以亿计，每个人平均用于购买课外教辅和课外培训的费用有多少？数千亿有没有？够中国造多少艘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是，这些钱本可以用在另外更有价值的用途。

在国家教育方针中，“德”和“体”是与“智”并列的，但在具体落实中，德育和体育，却和“智”中的数理化语英等单科并列的。无论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都只认数理化语英成绩，普遍轻视体育和其他成绩。

如果大学考试按照德智体美各25%的比例计算成绩，把近视率和升学率挂钩；如果我们不人为地造成教育资源不平等，却又以貌似公平竞争的方式鼓励学生争抢永远有限的“名校”入门券，如果适当缩短学制，精简学科，禁止课外补习等，中学还会有那么多作业吗？还会有那么多的课外补习班吗？

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造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为什么我们不能多造一些优质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让我们的孩子们不必再为争抢入学指标而拼命？这种为学科分数不顾一切的情形很像多年前中国经济不考虑质量只看GDP数值一样，忽略每个人天性禀赋差异只做文理分类的教育方式，相当程度上扼杀了孩子们的发展前途，自然也降低了优秀人才的产生概率，影响民族的整体素质。

每个孩子出生的环境不一样，个性和潜质也千差万别，好比丰富多彩的种子。但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园丁思维，不管你是柳树、松树，不管你是玫瑰、菊花，一律按照庄稼种植、修剪。

学校也像一个大砖窑，不管你进来的是金矿银矿石灰矿，统统烧成一炉又一炉的砖，推向社会和市场“出售”。这种教育方式事实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比“智”更重要的是“志”。当年在湖南师大和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学贯中西，他认为教育的任务莫过于感化青年，“悠悠万事，无此为大”。在自己所带班级的墙壁上，他亲笔书写“强避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表达培养经国济世人才的思想和情怀。提出“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经常“到中流击水”的毛泽东就在这个班。

正是杨昌济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蔡和森等学子在求学期间就成立志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民学会”。而杨昌济所栽的“大木”真的撑起了中国和世界的天空。教育之功，经天纬地，顶天立地，感天动地！今日中国教育，还有此人此志否？！无志之才，定非大才。如此，即使有“智”，亦小智尔。顾身家生计或有余力，效国家之命安可及哉！

与轻“体”问题同时并存的轻“德”也曾经造成了巨大危害。大量学生出国，一些学校西化倾向严重等，近年来非常突出。中央通过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教材编写委员会，通过恢复传统优秀文化和英雄主义内容等，正在进行纠正。而在中学生高近视率反映出的关于中国青少年“体”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要说眼镜片的普及并不反映教育质量，即使有某种程度的正比性，也不值得自豪和坚持。当下的重“智”，其实只是简单地重“知”。知识不等于文化，更不等于文弱。往深了说，注重知识不注重身体和信仰（德育）是重文轻武的历史回光。

当年古希腊文明发达，哲学文学艺术星河璀璨，而旁边的斯巴达尚武剽悍，最后，古希腊像灯泡一样被斯巴达的石头击碎了。宋朝是另一个例子。举国重文，诗词歌舞书法绘画，终其一朝，几乎被文化落后而野蛮尚武的四邻轮番蹂躏。时人陈亮在《中兴论》中说“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今天的世界与那时的不同，仅仅在于时空和技术形态，而本质无二。无论朝鲜半岛核危机，伊朗核危机，中东战端，中亚对峙，俄美过招，哪里不是强者横行的身影？

此时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除了核心科技必须尽快掌握以外，中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也要同步跟上。我们需要民族脊梁钱学森，我们需要一代战神彭德怀。这都需要从健康、昂扬的青少年中产生。为此，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改革、完善我们的教育机制。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