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关于7世纪唐朝国学中日本留学生就学状况的认识还有待深入。7世纪上半叶唐贞观国学盛况记载中未列日本，应视为贞观年间确无日本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学习的有力证据而非漏载；下半叶受动荡不安的东亚局势影响，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多是为解决外交问题而非文化摄取，加之留学人员在派出时比例严重向留学僧倾斜，所派留学生人数十分有限，应有入国子监学习者，但没有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其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还要等到8世纪以后。

【关键词】7世纪 国子监 日本遣唐使 留学生

引言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载太宗贞观之际“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这段史料记载了太宗贞观年间四夷诸国纷纷遣子弟入国学学习儒学的盛况，意外的是所列诸国中未见日本国。对此，台湾学者高明士先生在其《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第三章“东亚古代士人的共同教养”一文中分析如下：

上举诸国之中，不含日本，究竟当时日本有无派遣学生？按理自隋朝以后，日本已有遣隋使节团到中国，至唐朝所派遣的使节团都有留学生与留学僧[1]随行，以留学生而言，每次使节团的随行人数，大约在十数人到二三十人之间。因此，按照常理而言，贞观年间，在唐留学的盛况中，日本学生不应该缺席。

隋唐两代日本派出了大量留学僧与留学生来华学习，其中亦不乏名留青史的佼佼者，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笔者以为唐贞观（公元627～649年）时期还应具体分析。史料记载此间日本只在公元630年派出过遣唐使，若该次无留学生随行，那么贞观之际的“国学”中，便很可能确无来自日本的留学人员，上引《旧唐书》记载中自然不会有日本国名的出现。因此，厘清630年日本遣唐使中到底有无留学生随行成为解开这一疑团的关键。而翻检迄今此方面的中外研究[2]，或忽略带过，或语焉不详，故本文拟立足史料，并结合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唐日关系变化以及日本国内局势，就唐贞观年间国子监是否有日本留学生就学问题加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7世纪唐国子监日本留学生就学状况的再认识，以求教于诸方家。

唐贞观年间国子监日本留学生就学状况

1.未归国遣隋留学生贞观年间入国子监可能性

为使此问题研究简单化，首先拟排除该时期未归国日本遣隋留学生入国子监学习的可能性。唐代国子监隶属尚书省礼部，管辖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入国子监学习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新唐书》第三十四《选举志上》载：凡生，限年龄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史书明确记载隋代日本派出留学生的只有推古十六年（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时，遣于唐国[3]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并八人也。”[4]假设大业四年入隋的这些学生当时均为18岁上下，到贞观四年日本与唐建立外交关系时他们至少已达40岁以上，远远超出了唐代国子监的规定入学年龄。据此可排除太宗贞观年间未归国日本遣隋留学人员入国子监学习的可能性。

2.第一次日本遣唐使留学人员随行可能性

（1）从相关史料看

现有中外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首批遣唐使史料未见留学人员记载[5]（后文涉及公元元年后直接书写年号），不过中国史书历来详内略外，且记述偏重于所献贡物等，故不能视为无留学生、留学僧随行的依据，遗憾的是日本官修史书《日本书纪》中也没有相关记述。那么是该书往往只记载使节官员姓名，对留学人员姓名忽略不记吗？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以下仅以《日本书纪》有关第二次遣唐使记载为例：

（白雉）四年癸丑，夏五月，辛亥朔。壬戌，发遣唐大使小山上吉士长丹、副使小乙上吉士驹、驹更名系。学问僧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惠照、僧忍、知聪、道昭、定惠、定惠，内大臣之长子也。安达、安达，中臣渠每连之子。道观、道观，春日粟田臣百济之子。学生巨势臣药，药，丰足臣之子。冰连老人，老人，真玉之子。或本，以学问僧知辩、义德，学生坂合部连盘积而增焉。并一百二十一人，俱乘一船，以室原御田为送使。又大使大山下高田首根麻呂、更名，八掬胫。副使小乙上扫守连小麻呂、学问僧道福、义向并一百二十人，俱乘一船，以土师连八手为送使。

对比发现，第二次记载十分详细，从遣使时间到大使、副使姓名，再到留学僧、留学生的姓名均一一罗列，甚至对个别成员的家世还附以说明。可见，留学人员也是遣唐使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作为与唐的第一次官方交往，如有留学人员同行，应是名留史册的重大事情或至少对留学人员派出一事有所提及，故笔者以为如首批遣隋使中有留学人员随行，《日本书纪》略去不记的可能性小。当然这并不否定该书存在对赴隋、唐留学人员信息漏记的可能性。如大唐学问僧者惠齐、惠光、医惠日（推古三十一年七月条归朝）、学问僧灵云、胜鸟养（舒明四年八月条归朝）、学问僧惠云（舒明十一年九月条归朝），在《日本书纪》中仅见归国时间，赴隋时间无记载。

（2）从第一次遣唐使派遣始末及目的看

公元618年，隋灭唐兴，东亚大陆重现统一帝国，这无疑将给东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新的强烈冲击。高句丽率先做出反应，619年即唐朝建立翌年遣使到唐，621年，百济和新罗也相继遣使，三国在624年均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对于在朝鲜半岛南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日本而言，唐帝国对朝鲜半岛会执行怎样的政策应也是重大关切问题。而恰在623年，留学僧广（惠）齐、惠光、惠日和福因等人从新罗遣倭国大使奈末智洗尔回国，共同上奏朝廷曰：“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6]这样在大唐建立12年后的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到访。

本次遣唐使具体使命为何，笔者以为首先是与唐朝建立国家关系，为遣唐留学生、留学僧的派出铺路搭桥。越过朝鲜半岛，与中国建立国家关系，直接学习吸收其先进的政治文化制度，是圣德太子开启并确立的国家方针，只是隋朝的迅速灭亡打断了这一进程。而唐代之崛起，日本国试图重续与中国大陆的国家间交往既是自然之举，也是派出留学人员的必要政治前提。回顾圣德太子时代即是如此步骤，先于推古八年（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遣使使隋[7]，双方建立国家关系，紧接着在推古十五年（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十六年相继派出有大量留学人员随行的遣隋使团[8]，令他们长期留学，深入学习中国大陆先进的制度文化。

第二，唤回学业已成的留学人员，以备国家所用。此次遣使成功唤得学问僧灵云、僧旻及胜鸟养三位留学僧人随使团归国[9]。另舒明十一年（639）僧惠隐、惠云，十二年（640）僧清安（即遣隋学问僧南渊汉人请安）、学生高向汉人玄理等留学中国的留学僧、留学生纷纷归国，效命朝廷。遣隋留学僧旻632年归国后，在私堂讲授《周易》，时苏我入鹿、中臣镰足等前往听讲[10]。645年大化革新之际，与高向玄理同被任命为国博士，受命参照唐制，拟出八省百官机构[11]。至于640年归国的南渊请安，中臣镰足与中大兄皇子“俱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遂于路上，往还之间，并肩潜图”[12]，其携归的儒家学说等极大地启迪了大化革新中的这两位核心人物。

第三，打探唐王朝对朝鲜半岛态度。这一目的体现在大使和副使的精心遴选上，大使大仁犬上君三田耜曾于614年以大使身份使隋，副使大仁药师惠日更是有长期留学中国的经历。

综上所述，史料中无留学人员随行记载，且援引圣德太子时代先遣使建立国家关系，再派出有大量留学人员随行使团的先例，笔者以为作为担负与唐建立国家关系使命的首批遣唐使中，应无留学人员随行，其犹如今日的表敬访问，是为留学人员派出所做的必要政治铺垫。因在双方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之前，贸然派出留学人员，并向唐王朝提出允其留下学习之请求，从外交礼仪上看未免过于唐突冒昧，不合程序；于倭国而言，当时的每一位留学人员，都是国家精挑细选的人才，在未给他们铺好留学之路以前又怎能贸然使之涉沧波之险。630年第一次遣唐使中无留学人员随行也意味着唐太宗贞观之际，尚无日本留学生进入唐国子监学习，这样一来，《旧唐书·儒学传序》载太宗贞观之际四夷遣子弟入国学学习盛况时未将日本之名列入其中也就顺理成章。

7世纪后半叶遣唐使的派出及留学生涉及问题

1.第二次遣唐使未及时派出原因

迫于改革所需，圣德太子时代遣隋使的派遣表现得相当密集[13]，那么同样出于改革需要，为第一次遣唐使成功铺路搭桥之后倭国理应很快派出第二次遣唐使，将留学人员送往唐朝学习，但据《日本书纪》记载，第二次遣唐使的派遣是在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前后相隔21年，与圣德太子时代的频繁遣使形成鲜明对比，实在令人费解。

解答该疑问，似还须从“高表仁争礼事件”说起。《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倭国传》载：“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高表仁受命回访倭国，说明两国间成功建立起了外交关系，且唐王朝派出的这位新州刺史高表仁，身份远高于隋炀帝时代回访倭国的鸿胪掌客裴世清，足见唐王朝对发展与倭国关系是十分重视的。但“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出处同上）对此，韩昇先生认为“联系隋炀帝时日本‘无礼’国书以及永徽年间唐高宗敕令日本出兵援救新罗，可知日本谋求与中国分庭抗礼，而中国欲以日本为藩国，两者立场相去甚远，具体反映在展现双方身份地位的‘礼’上，发生严重的争执，导致高表仁‘不宣朝命而还’[14]。”由此笔者推想倭朝廷一则不知此次外交上的“争礼”风波会引起唐朝廷何种反应；二则，唐王朝视倭方为藩属朝贡国，与自圣德太子时代努力坚持的对等国家关系方针相抵牾，双重顾虑使得倭朝廷需要花费时日去重新审视两国关系定位乃至自身在东亚大陆中的定位问题，寻找一种有弹性又不失国体的应对之策，而贸然行事，则可能适得其反，使自身处于不利地位。加之整个7世纪三四十年代，倭朝廷内部在豪族苏我氏和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代表的反对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胜出的反对一派在孝德天皇即位后即刻着手内政改革，开始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应该说无暇顾及与唐帝国交往这一棘手的外交事务。国际方面，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继续相互攻伐，而中国大陆上的唐王朝于公元629年解除了北方最大的外部威胁——东突厥，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御驾亲征高句丽。唐王朝在东亚地区的强大势力冲击，客观上也促成了倭朝廷观望态度的形成。

2.7世纪后半叶遣唐使的派出及留学生涉及问题

7世纪20年代是东亚地区围绕朝鲜半岛各国势力进一步分化组合的10年。新罗自648年金春秋父子朝唐请兵后，政治上迅速向唐王朝靠拢，同时亦开始了大规模唐文化制度受容运动，特别是650年始用唐朝永徽年号记年，标志着罗唐稳固的藩属外交关系的最终成立[15]。651年新罗遣使倭国，“着唐国服，泊于筑紫，朝廷恶恣移俗，诃责追还。”[16]新罗对唐的急速靠拢激怒了、也极大刺激了倭国，为加快国内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保持地区优势地位，仍亟须借鉴唐王朝先进经验，这些都使其不能继续保持观望态度，置身事外。此种新形势下，倭朝廷迅速于653年组派了第二次遣唐使。如前引《日本书纪》记载，此次有“学生巨势臣药，药，丰足臣之子。冰连老人，老人，真玉之子”随行。巨势臣药是否归国？何时归国？史料未见记载，不得而知；冰连老人于668年（《日本书纪》卷25白雉5年正月条伊吉博得言）回国，留唐15年。他们在唐期间应入国子监学习，但具体情况如何，查无记载尚未无法把握。

不待653年遣唐使归国，倭朝廷便于次年二月派出以押使大锦上高向史玄理、大使小锦下河边臣麻吕、副使大山下药师惠日等的使团，分乘两船前往唐朝。如此迫不及待的派出，当是由于前一年七月第二次遣唐使第二船在海上遇难的消息传回，为确保第二次遣唐使顺利完成使命，不得已才匆忙中组派了第三次。关于第三次遣唐使留学人员随行情况，《日本书纪》中也未见记载，不得而知。不过考虑到此次派遣，事出匆忙，应当没有来得及组织新的留学人员一同前往。

公元659年（高宗显庆四年，齐名女皇五年）第四次遣唐使更是在东亚两大战略同盟进一步形成、战争一触即发的特殊国际大背景下派出的。《新唐书·日本传》载：永徽初，其王孝德继位，改元白雉，献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生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唐王朝视倭为藩属国，要求其站到自己一方，但倭对此不以为然，反而在656年，派遣大型使团前往高句丽，而此时新罗正遭受高句丽、百济和靺鞨人的围攻，唐朝进攻高句丽以援助新罗。鉴于此，659年的遣唐使派遣，应更多出于政治意图，其使节遭到唐高宗的幽闭，经年始得放归[17]。可见在发动对百济征伐战之前，倭已被唐列为须加防范的敌对国之列。此行《日本书纪》等史料中亦未见留学人员相关记载，不过从其派遣意图、当时的唐倭关系来看，已非留学人员特别是留学生入唐国学安心学习的和平环境。

公元669年（高宗总章二年，天智八年）日本第六次遣唐使以河内鲸为大使，赴唐贺平高丽。此时的唐与倭国刚经历663年白江口决战并以倭国惨败告终，双方之后虽频繁接触，互派使节[18]，但均出于牵制对方等军事目的，互存警惕。因此，在那样一种政治气氛之下，669年的遣唐使应是为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外交使团，作为战败国的使者，其使命是忍受屈辱，向胜利方的唐王朝祝贺平定高丽[19]，很难想象其中会有留学人员随行。总之，7世纪后半叶受动荡不安的东亚局势影响，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多是为解决外交问题而非文化摄取，留学人员虽有派出，不过人数十分有限，应有入国子监学习者，但还没有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

《旧唐书·儒学传序》与《唐语林·补遗》对比

1.贞观年间国学盛况关联记载

有关贞观年间国学盛况记载，除《旧唐书·儒学传序》外，《唐会要》三十五卷《学校》《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唐摭言》卷一《两监》《唐鉴》卷三《太宗下》中均亦有类似记载，但无一将日本列入其中，而共同所列“高句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遣子弟入国学之内”的记载均可找到其他可资佐证的史料。如荣留王二十三年（640），“王遣子弟入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五》）；善德王九年（640），“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五》）。吐蕃松赞干布在贞观十五年（641）迎娶文成公主以后，“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卷二〇七《吐蕃上》）。高昌王国古来即“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七》），贞观十四年为唐所灭，设高昌县，“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旧唐书》卷二一〇《西戎》）。上述诸国纷纷于太宗贞观十四年后遣子弟请入国学，应该说既是太宗大力倡导下国家官学教育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一时期构筑以唐为中心天下秩序过程中国家间政治关系在文化交流上的真实反映。630年日本遣唐使无留学人员随行，而有大量留学人员随行的第二次遣唐使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公元653年才得以派出，日本未能及时加入640年后出现的诸国纷纷“遣子弟请入国学”大潮中来，所以笔者以为唐贞观国学盛况记载中未列出日本并非漏载，而应视为贞观年间确无日本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学习的有力证据。

2.《旧唐书·儒学传序》与《唐语林·补遗》对比

宋人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云：“学旧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国子监都领之。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授业。”高明士先生在引言所引相同一文中指出：此处所载国子监六学旧制，是指玄宗天宝九载（750）尚未建立广文馆以前之制，所以广义而言，可涵盖自贞观以来至玄宗开元年间的情况，这个时候是有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子监就学的。高明士先生以该《唐语林·补遗》作为贞观年间有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子监就学的依据，笔者以为似也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在唐罗大军的联合进攻下，660年百济及668年高句丽相继灭国，676年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那么对比《旧唐书·儒学传序》与《唐语林·补遗》可发现，后者列出新罗、日本，没有了高丽与百济，恰好说明此处所指国子监六学旧制，最早应为676年统一新罗建立后至玄宗天宝九载750年间的情况，而不应涵盖在此之前的贞观时期。

公元670年至公元701年大宝遣唐使派出之前的30年间，唐日间无官方往来。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此后一段时期内唐罗关系陷入了冰冻期。日本列岛上的倭国，与改革派处于对立地位的大海人皇子（即天武帝）672年发动壬申之乱，武力夺取王位后，大肆镇压改革派重要人物中臣氏等，并自行中断了与唐的交聘关系。这种状况直至7世纪末才得以改变。698年渤海在中国东北地区建国，为牵制渤海，唐罗和解，重归友好宗藩关系，这样东亚地区重现和平景象，而大唐帝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时代，其灿烂的文化、开放的姿态对周边国家与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公元701年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成功实现的《大宝令》制定，国号“日本”也在该公示令中被明确规定了下来。日本决心以崭新的姿态重归东亚世界，为向唐王朝通报《大宝令》的制定与“日本”国号的确立，同年文武天皇重派遣唐使，即“大宝遣唐使”。并且此时的日本在经历白江口惨败后，也切身意识到了与唐朝在制度文化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政治上转向内敛，将遣唐使的派遣明确定位在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及全面学习其制度文化上，由此两国也迎来了古代交往历史中的全盛时期。

公元701年、716年、733年三次遣唐使中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被派出，姓名可查的有僧道慈（701年第7次）；僧玄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请益生大和长冈（716年第8次）；留学僧荣睿、普照（733年第9次）。特别是716（开元四）年第8次，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来唐后，更名晁衡入太学学习，高中进士，仕唐为官，结交王维、李白等当世名流[20]，最终埋骨唐土；吉备真备留唐17年，史载其在鸿胪寺官署内跟随四门学助教赵玄默修习经书，对此，王仲殊先生研究认为“在17年漫长留学岁月中，吉备真备作为日本朝廷所遣留学生，始终不曾在唐朝国子监所属诸学入学，未免有违常情……特别是不曾在唐入国子监所属之学的吉备真备却于天平四年（公元735年）归国之后立即就任日本大学的助教，实在使人有异常之感”[21]。他认为吉备真备应曾在长安国子监所属学馆内就学、受业。笔者以为这一分析合情合理。日本的遣唐留学人员在长安的存在感不断增强，因此宋人王谠在其《唐语林·补遗》中述及“太学诸生”时，明确将日本列载其中。

通过以上诸多唐贞观年间国学盛况关联史料记载的相互佐证以及对《旧唐书·儒学传序》与《唐语林·补遗》的对比，笔者以为唐贞观之际国学盛况的记载中未列出日本并非漏载，而应视为贞观年间确无日本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学习的有力证据。伴随着8世纪后东亚局势的稳定与日本对派遣目的的重新定位，日本遣唐使派遣进入了其最盛期，规模扩大，间隔规律，人员选拔制度化，终于出现了以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为代表的“播名唐国者”[22]，使得日本遣唐留学人员在当时长安那座国际大舞台上的存在感明显增强，这一显著变化恰好在《唐语林·补遗》有关750年广文馆建立前“学旧六馆”的记载中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7世纪遣隋、唐留学人员构成及原因分析

7世纪《日本书纪》留下姓名记载的14名遣隋留学人员中，留学生4人，留学僧10人，留学僧所占比例远高于留学生。如果再将隋炀帝大业三年“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中漏记的成员考虑进去，这一比例还将更高。而分析《日本书纪》记载详细的日本第二次遣唐使留学人员构成，可发现留学生3人（巨势臣药、冰连老人、坂合部连盘积），留学僧17人，继续延续了这一特点。那么为何留学人员比例会向留学僧严重倾斜呢？

笔者以为这与当时倭国国家佛教的兴盛密切相关。以摄政一职执掌国家政权的圣德太子是一位佛教笃信者，他将佛教视为国家政治的根本，大力倡导佛教，自此佛教成为国家佛教。如上文述及，遣隋留学僧留学期间，兼修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归国后除宗教事务外，他们还广泛参与到其他国家政务活动中。留唐学问僧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653年第二次遣唐使成员中春日粟田臣百济之子留学僧道观，佐伯有清氏在其《日本古代氏族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一书中研究指出道观即日后留名中国史册的粟田真人，归国时间不详，归国后还俗出仕朝廷，681年（天武天皇十年）任小锦下（相当于从五位下），684年（天武天皇十三年）获赐朝臣姓，后与藤原不比等参与大宝令的编纂，701年升任直大贰（从四位上）的同时，被任命为遣唐使持节使。从道观从仕的发展轨迹来看，留学长安期间，他应该也是内经外典兼修。因此，可以说倭朝廷派遣留学僧赴隋学习引进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借助他们的力量引进中国大陆王朝先进治国制度，推动律令国家建设，这一特点在初期遣唐使时期仍在延续。

结 语

本文结合7世纪东亚国际形势、唐日关系变化以及日本国内局势，对日本初期遣唐使派遣始末及其留学人员随行情况做了粗略梳理，并通过对《唐语林·补遗》与《旧唐书·儒学传序》相关记载的比对分析得出如下结论：7世纪上半叶唐太宗贞观年间无遣唐留学人员派出，唐贞观之际国学盛况记载中未列日本，应视为贞观年间确无日本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学习的有力证据而非漏载；7世纪下半叶受动荡不安的东亚局势影响，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多为解决外交问题而非文化摄取，加之留学人员在派出比例上向留学僧严重倾斜，所派留学生人数十分有限，应有入国子监学习者，但没有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其真正占一席之地还要等到8世纪以后。

注释：

[1]《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记载为“学问僧”“学生”，但为论述方便，本文同高氏，亦作“留学僧”“留学生”。

[2][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63页，出自[日]石井正敏：《外交関係—遣唐使を中心に》 （析出文献）选自池田温：《古代を考える 唐と日本》（论文集），吉川弘文館，1992年版，第74-76页，选自韩昇：《遣唐使和学问僧》，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日本书纪》将中国历史上的隋也一并记作唐，故其所载推古二十六年以前的“唐国”“大唐”“唐客裴世清”中的“唐”实为“隋”。

[4][6][9][11][12][16][17]《日本书纪》，岩波书店，1994。推古十六年九月条，推古三十一年七月条，舒明四年秋八月条，大化五年春正月丙午朔条，皇极三年春正月条，孝德白雉二年春三月条，齐明五年秋七月条伊吉博德书。

[5]《旧唐书·倭国传》（卷一九九上），《新唐书·日本传》，《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日本书纪》（卷二三）舒明二年秋八月条、卷二三舒明四年秋八月条。

[7]王勇先生指出“第一批遣隋使没有留学僧随同，但大概带回海西菩萨重兴佛法的信息”（王勇：《从遣隋使到遣唐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

[8]《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及《日本书纪》卷二二推古十六年九月条。

[10]恵美押勝：《藤原家伝》。

[13]分别为公元600年、公元607年、公元608年、公元614年的四次。出自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甚至提出六次之说。

[14]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5]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8]公元664年唐朝驻百济守将刘仁轨派郭务悰为使者抵倭，次年，唐朝廷于郭务悰之外又加派刘德高出访。公元665年（天智四年）倭国派守大石、坂合部石积送还唐使刘德高等抵达唐朝本国（第五次遣唐使）。公元667年（天智六年）百济镇将刘仁愿派司马法聪等送坂合部石积等回国，倭又派伊吉博德等送还司马法聪等到百济。

[19]王仲舒：《关于第七次日本遣唐使的始末》，《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20]王维与阿倍仲麻吕交情甚厚，所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一文中称其“名成太学，官至客卿”。

[21]王仲殊：《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考古》2006年第6期。

[22]《续日本纪》宝龟六年冬十月条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晁衡二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