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危机的实质是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培养危机，其深层根源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化解这一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中西文化，在比较中构建一种超越中西、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先进文化。基于上述原因，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高等中医药院校 中西文化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中医药人才培养道路上难以消解的文化背景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历史上，中医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化的今天，中医仍然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医药以其独有的简、便、廉、验的特点为我国人民健康保健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建国以来我国中医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中医药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危机。其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中医药资源供给不足。第二，我国中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市场所占的份额与自身中医药创始国极不相称。第三，我国中医药事业高级人才供给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者认为，中医的危机根源在于自身，或者认为中医的医疗范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或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社会的需求急剧萎缩，以此而论，中医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必然走向衰落、走向灭亡。持这种观点的历史佐证就是近代化过程中中医在中国社会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时至今日，代表着现代医学的西医则成为我国医疗体系的绝对主体，虽然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仍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和西医的主导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也还有人认为没有传统医学不会影响国家医疗体系，若没有西医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就会坍塌。另一种研究认为中医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是导致中医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以逻辑实证为特点的西方现代科学体系里中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作为医学科学的“合法身份”一直存疑待审，以致从事中医的人自身对中医科学性缺乏自信。由于西医见效快的特点很好地适应了现代人生活节奏，又由于中医治病重治本使其呈现出“慢、长”的弊端，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这两种力量又相互影响，中医药研究不能自觉用当代最新科学成果来解读中医科学，拿不出有分量的理论来阐释中医的科学性，这样就别奢望以现代科学思维的大众能对中医抱以敬畏和神往了。这种致命的文化氛围才是导致今天国内中医事业危机的真正根源。有人甚至推波助澜地提出了“告别中医”，这种论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灭绝中医，但是，告别中医论对中医事业的伤害却不容忽视，特别是当这种论调出自一些所谓的的学者之口时，更是无形中瓦解了大众对中医的信任。尤其是对刚刚入道的大学生投身中医的职业信仰瓦解力不可低估。众所周知，中医事业振兴发展的关键是人才。而当前这种不利于中医发展的大环境的实质是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危机是传统文化危机在中医事业中的延伸。中医信仰危机反过来又加深了整个传统的传承危机。中医本应作为传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一部分，承担着弘扬和振兴传统文化的使命，但事实上两者却陷入了恶性互动和循环中。

毋庸置疑，当前振兴中医需要双管齐下。笔者认为中医院校发展、中医事业和对传统文化氛围的培育三者之间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换言之，要振兴中医事业必须以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中医人才事业为突破口，中医人才培养必须大力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医药高等教育和中医事业发展的前提是营造有利于中医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中医事业发展的文化氛围培育关键就是要彻底纠正近代以来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偏见。[1]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和社会率先完成近现代化转型，中西社会文化的差距由此拉开，对于当时仍处在落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近现代化过程必然是首先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演变为通过否定自身向西方看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曾经彻底否定那些与“先进”西方文明大相径庭的民族文化，似乎唯有如此，中国社会变革才能取得真正的实现。否则，旧的文化就只会成为旧制度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当这种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这种以“破”为要旨的社会文化思潮最终会走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久而久之，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自觉不自觉演变为以西方国家和社会为样板的现代化模式。在这样的现代化背景中，传统文化的命运可想而知，必然是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这种文化思潮必然反映在中医事业发展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历史上出现过三次著名的否定中医的高潮。[2]中医历经三次声势浩大的否定浪潮却并未随之灭绝，显示了中医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随后中医事业发展每况愈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说明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和对以西方文化的过度推崇已成为损害中医现代化的文化元凶。如果没有一场反思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的“新文化运动”，中医就永无出头之日，只能日渐萎缩消亡。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逻辑前提是重新认识中西文化，重新认识现代和传统。这种新的认识的取得必须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背景、新的研究背景和新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

中西文化比较：反思历史之后先进文化构建的逻辑起点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新学和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的国粹学术算起来，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已百年有余。[3]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历代学者在文化研究上始终笼罩在“救亡”与“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势必导致一种“贬中褒西”的倾向，虽然不能说所有研究者都持这一立场，但至少“贬中褒西”是近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主流。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过多责备前代文化学人，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持有“贬中褒西”的文化立场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但是这却给我们近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科学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应是文化立场的自觉察省与清理。在对前代学者研究背景的反思和新的时代背景中去校正自己的研究坐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当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超越前辈，取得无愧于时代的研究成果。

当代文化研究能否超越前代学者的研究？如何超越前人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开展一种新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比较研究的关键。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辩”一直困扰着处于社会变革十字路口的中国人，以“抱残守缺”心态抵御浩浩荡荡的近现代化浪潮，还是“割断历史，抛弃传统”义无反顾投入到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化浪潮中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双重革命，或是采取一种“中道”或者中庸主义的立场。当然，今天我们在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再去选择我们的立场态度时，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做出理性选择会相对容易。但是，在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我们还是不自觉选择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主义激进主义之间跳跃，上演过“反洋”“仇洋”“灭洋”“学洋”的历史悲喜剧。这期间不乏目光深邃的文化学人能够正确对待传统，但是主流却是怀疑甚至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及其文化。以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人真正深入近代西方社会考察西方文化时，却发现西方社会和文化同样面临重重危机，连栖身于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察觉西方文化危机，尼采不禁发出“上帝死了”的末世感叹，并由此开启世人对西方社会文化的系统性反思和批判，重新评价、重新解读中西文化的社会思潮。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文化遭遇来自内部的深刻批判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悄然孕育着反思现代化、反思传统的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仁人志士的救亡任务完成，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崭新而富有活力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使国人的自信心与日俱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综合实力的节节攀升、国际影响日益扩大都在不知不觉间滋长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在转移着国内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主题话语。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跟随、模仿、克隆西方近现代化道路，随之而来的“现代化陷阱”、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涌动的反思现代化、追寻现代性的内在冲动。于是乎，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成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全球性文化潮流，这预示着一种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观问世。

通识课程视野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课意蕴的探讨

“通识教育”概念是 1829 年由派加德（A. S. Packard）最先提出。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追求培养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负责任的人的教育目标。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在高等院校开设核心课程，使学生从不同的理解模式来认识现象、获得知识，使学生的视野开拓，了解与人生相关的知识与原则、方法，由人文科学的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习，建立共同识见（共识），发展出高层次的学识、掌握与沟通信息，了解他人及社会化的能力，在变迁剧烈的社会，有更广阔的思维、更加开放的心灵、更强的适应能力、更为健全的人格，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比较作为一门公共选修课程在我国高校已陆续开设。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西文化比较课在综合型大学通识教育体系中的特殊重要性日益显现。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本人自2008年秋季起连续在所任职的陕西中医药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课，并在此基础上及时总结教学经验，不断完善课程内容，编写并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一书。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作者深切感受到中医药学子们源于文化焦虑而催生的异乎寻常的学习热情，从而引发了作者对高等中医药院校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意义的深入思索。

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下，通识教育视野中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如何呈现给当代大学生。结合作者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作者认为定位于中医药院校通识课的中西文化比较课，从学科属性看，中西文化比较课是文化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兼具文化哲学的学科属性。从课程性质和内容来看，它应是一门对中西文化从多层次、多角度比较、分析中西文化的文化学科。从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上看，其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原则揭示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生成要素与机制。从研究目的看，其旨在帮助中医药院校的大学生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实现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正确认知民族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正确评价中西方文化及其关系，构建真正科学的、具有“现代性”的先进文化观，消除当代中医药学子的文化焦虑，树立其笃信中医、献身中医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史新阳：《中医事业振兴与先进文化构建》，《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苗东升：《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5期。

[3]夏锦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新的维度》，《新华文摘》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