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回顾了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1978年至2016年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总共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1978至1987)、发展阶段(1988至2000)、兴盛阶段(2001至2016)。通过分析，本文发现：2000年之前，我国研究以非实证法为主，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人经验的总结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实证法在我国广泛应用发生在2000年之后，2011至2016年表现尤为突出；量化法一直是我国实证研究的主要手段，质化法的使用远少于量化法，且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指出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足，最后为我国研究方法健康、科学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法 量化法 质化法 混合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语料库会话分析(CLCA)视域下的英语精读课堂教师提问”（项目编号：14JK1605）；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基于构建主义理论对CIC动态曲线与语言习得效果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4XWC03）及2015年度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究型英语教学改革：协同发展与思辨能力培养”（项目编号：15BYG04）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应用语言学学术地位自1964年确立以来，迄今已有50余年的发展历程(桂诗春，2000)。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指与语言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包括语言本身，还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主要指二语习得、二语教学方面的研究，通常采用实证法回答研究问题(文秋芳，2004)。截至目前，该领域研究所采用的实证法不断变化，对应用语言学研究起了重要助推作用。国外学者，例如Benson et al.(2009)、enning(1986)、Lazaraton(1995,2000)、Plonsky(2014)和Richards(2009)分析了国外质化法、量化法使用的宏观趋势和特点。然而，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经历了哪些时期？不同时期有何特点？目前又有什么新的发展趋势？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本文首先梳理自1978年至上世纪末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趋势。然后以《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对2001至2016年研究方法的发展进行跟踪，揭示该领域研究方法使用的最新动向，讨论其不足。最后为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科学使用提出对策性建议。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使用趋势回顾(1978至2016)

本节首先依据高一虹等(1999) 对我国4本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界》) 1978至1997年这一时段发表的1494篇应用语言学研究文章的统计数据，结合孟悦(1993)对《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和《外语学刊》1981至1990年这一时段刊登的326篇文章分析的结果，梳理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1978至2000年的发展。然后以《外语教学研究》刊载的337篇文章为例，揭示进入新世纪该领域研究方法使用的新动向。

根据文章需要，笔者将实证法归纳为量化法、质化法和混合法。“量化法的数据以数字为主，数据采用统计法；质化法的数据以文字形式呈现，数据分析以描述为主”(Niglas，2010：220)。混合法的界定采用Bryman(2015：635)的定义，即“同一个研究既采用了量化法，又使用了质化法”。纵观研究方法走过的40年历程，其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

1.萌芽阶段(1978至1987)

1978至1987年是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实证法出现的萌芽阶段。在此时期刊载的549篇研究中，量化法研究有33篇(6%)，质化法研究为零(0%)，其余516篇(94%)为非实证研究。高一虹等（1999）指出，此时期我国研究最主要的特点是重理论，研究主要基于个人的经验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一手数据为论据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外语研究以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主，同时也引进了不少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虽然实证法与非实证法的论文数量相差甚远，但出现6%的量化法说明我国研究开始出现从经验总结到数据处理的萌芽。由于实证法研究在我国刚刚出现，研究者缺乏对实证法的了解和正规的学术训练，数据分析主要以百分比的简单统计为主(孟悦，1999)。此外，实证法本身就很复杂，从了解到掌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然后边学边练、边练边学。

2.发展阶段(1988至2000)

从1988到2000年，我国研究方法的使用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实证法和非实证法的使用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在被统计的945篇文章中，已有151篇(16%)采用实证法，其中量化法132篇(14%)，质化法19篇(2%)，其余794篇（84%）为非实证法研究。相比上一个十年，量化法的比重翻了一倍多，质化法也逐渐被研究者所用。高一虹等(1999)认为量化法的使用与此时期我国学科建设关注的焦点密切相关。桂诗春(1988:10-11)在《应用语言学》中明确提出“我国应用语言学必须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必须使用现代化的统计和测量手段，进行量化分析”。另外，此时期研究的数据处理手法比较娴熟（高一虹等，1999）。值得一提的是质化法的初次尝试，国内学者(如吴宗杰，1995)撰写了与质化法相关的文章，这表明质化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质化法回答研究问题。

3.兴盛阶段(2001至2016)

2001至2016年，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广泛采用实证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337篇文章为例，275篇采用实证法，62篇为非实证法。实证法的使用比前两个阶段呈显著上升趋势，1978至1987年仅占6%，1988至1997年上升到16%，截至2016年，实证法占文章总数的82%。这说明我国研究经历了从非实证法到实证法的成功转换。另外，量化法持续增长，由80年代末期的6%，上升至1997年的14%，2016年量化法迅猛增长到66%，增幅达52%。质化法较上个世纪有一定幅度的增加，1988至1997年时仅占2%，2016年增加到6%，然而其增长速度依旧缓慢。鉴于前期研究未对混合法给予独立统计，无法进行历时比较，下面将简要讨论进入新世纪后三大实证法的使用。

表1 三个阶段研究方法使用的基本情况①

量化法、质化法和混合法在2001－2005、2006－2010、2011－2016年三个时段的发展并不均衡(见表2)：第一，量化法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优势随时间推移愈加明显，2001－2005年量化法占75%，2006－2010年占78%，2011－2016增长到85%，增幅达7%。第二，质化法总体趋势比较平稳，三个时段保持在7%左右，但数量远不如量化法。第三，从数量上看混合法多于质化法，然而对35篇混合法进行二次分析后发现：其中19篇以量化法为主，5篇以质化法为主，其余11篇量化法、质化法均衡使用。合并结果显示：量化法比重增加到87%，质化法占9%，均衡混合法占4%。

表2 2001－201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实证法使用趋势

4.小结

纵观1978至2016年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新世纪之前，绝大多数研究采用非实证法，实证法的使用微乎其微。第二，我国广泛采用实证法发生在2000年之后，这一趋势在2011至2016年尤为突出。第三，量化法自出现以来，一直是我国实证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而质化法发展极为缓慢，其使用远低于量化法。第四，混合法的使用反映了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有所提升，当研究者较好地掌握量化法、质化法时，混合法的使用便水到渠成。此外，混合法自身的优势也是促成研究者使用此法的重要原因。

研究方法使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通过对前期研究的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在应用层面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研究方法使用不均衡；研究深度有限。

1.研究方法使用不均衡

纵观1978至2016年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我国研究逐渐脱离了个人看法的感性认识，从重理论、轻实证的研究范式跨越式地迈入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中，这一变化在2001至2016年尤为突出。然而，研究方法的使用却不均衡，量化法居高不下，质化法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从理论层面讲，这是由于研究者缺乏对质化法科学的认识，误读了质化法。质化法认为真理是通过个人经验与社会共同构建，人在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陈向明，2000)，加之定性数据的呈现以叙述、经验为主，容易留下不科学的印象。第二个原因是对量化法的过度迷信。一些研究者认为量化法比质化法科学，甚至用数据来装点门面，认为只要有了数据，研究的客观性就有了保证。

2.研究深度有限

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从萌芽期到发展期并转入兴盛期，每个阶段各具特色。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其研究深度还不够。例如，鲍贵(2012)对我国2000至2009年8种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描述统计依旧是主要的数据处理手段，数据挖掘的深度不够。另外，在使用较复杂的多元分析时，存在对数据的误读和对检验的误用。吴旭东、张文忠(2002)对我国1997—2001年发表的28篇外语教学实验研究进行分析，发现研究者对实验研究所要求的精确度和严谨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对实验过程中的环节不完全清楚。造成这些误用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能力不足，缺乏严谨的研究训练。这就导致他们对研究方法的不准确使用，数据分析因此存在偏误。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门系统的知识，从学习到掌握并非唾手可得，需要边学边练。第二，研究者急功近利，套用统计术语。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建议

为了促进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发展，笔者尝试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科学认识。研究者需明晰研究方法的使用无优劣之分，实证法的使用旨在解决研究问题；量化法、质化法、混合法各有其研究范式、方法和路径，三者之间并不对立。第二，对于研究中存在的不科学现象，研究者要立足自身的专业发展，提高研究方法使用的科学性；研究员不仅需要有自己的研究专长，还需学习不同的研究方法，增加自己研究方法使用的多样性。第三，高校可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培训课程，让教师有学习的机会，提高教师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第四，学术期刊应当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在论文发表前严格把关，仔细校审。

注释：

①表格部分数据转引自文秋芳、林琳(2016)。

参考文献：

[1]Benson, P., Chik, A., Gao, X. S., Huang, J. & Wang, W. F：“Qualitative 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s, 1997-2006”，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9, 93(1)：P79-90.

[2]Bryman, A：Social Research Methods (5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Denscombe, M：The Good Research Guide: For Small-scale Social Research Projects (5th edition) （England：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4）.

[4]Henning, G：“Quantitative Method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TESOL Quarterly, 1986, 20(4)：P701-717.

[5]Lazaraton, A：“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 Progress Report. TESOL Quarterly”, 1995, 29(3)：P455-472.

[6]Lazaraton, A：“Current Trends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TESOL Quarterly, 2000, 34(1)：P175-181.

[7]Plonsky, L：“Study Quality in Quantitative L2 Research (1990-2010)：A Methodological Synthesis and Call for Reform”，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1)：P450-470.

[8]Richards, K：“Tren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 Since 2000”，Language Teaching, 2009, 42(2): P147-180.

[9]鲍贵：《我国外语教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使用调查》，《外语界》2012年第1期，第44-60页。

[10]高一虹、李莉春、吕丽：《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18(2)期，第8-16页。

[11]桂诗春：《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12]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