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八月之光》的核心叙事围绕着乔·克里斯莫斯的身份展开。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乔·克里斯莫斯的创伤“原初场景”和之后在创伤生活中的“强迫性重复”，揭示他的个人创伤与弗洛伊德早期创伤理论的同质性，同时指出美国南方的历史文化语境造成了他的个人创伤，从而偏移了弗氏理论，体现出创伤的历史复杂性。福克纳的创伤视角揭示了乔的创伤性主体形成的根源和内化的过程，展示了当时南方白色霸权体系的运行方式，蕴含着作家的人文批判关怀。

【关键词】 创伤 身份 原初场景 强迫性重复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学研究项目“言说‘不可言说’：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伤叙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XWB11）。

引言

1932年出版的《八月之光》是福克纳首次深入探究南方20世纪上半叶种族问题的一部力作，同时作品因其“广阔的视野”成为最令人迷惑的小说之一 (Millgate，1987:31) 。小说中的主要社会边缘人物乔·克里斯莫斯、海托华、波顿小姐都曾经遭受经年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其中围绕乔身份的叙事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刚降临人世就在圣诞夜（其名字的由来）被爷爷遗弃在孤儿院前。由于偶然发现女营养师的秘密而提前离开孤儿院被人收养。为了情人博比误杀自己的养父后，开始长达十五年的逃亡生活。在游走于美国南方各州时，在和白人或黑人女子发生性关系时，乔总是无一例外地告知对方其黑人种族身份的秘密，最后在杀死了和自己同居数年的波顿小姐后，被白人种族极端主义分子枪杀并遭到阉割。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乔的黑人种族身份主题，菲利浦·温斯坦（Philip Weinstein）认为：在福克纳的世界中，一个人是谁，是由他的血统决定的，但是更深一步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是谁，是由他怎么被称呼而决定的，别人对他的称呼最终会内化为那个人（Weinstein, 1996:170）。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al）也认为：乔的一生不断遭受来自白人社会心理层面的阉割，按乔的理解，黑人没有资格拥有人的权利，所以他终生无法摆脱自身的黑人身份（Singal, 1999：175）。温斯坦和辛格都认同乔种族身份的社会建构，但都倾向于将其复杂的建构方式简单化。其次，种族问题是否构成乔“无我”人生唯一的困扰？本文认为作家没有将视角局限于南方种族政治的单一角度，而是运用性、性别、种族等多元叙事元素，以创伤为维度，立体考察南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将分析乔创伤的“原初场景”及其在创伤后生活中的“强迫性重复”，探究他的个人创伤与弗洛伊德早期创伤理论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揭示他的创伤性主体形成的根源和内化的过程。福克纳的创伤视角超越了弗洛伊德以性为切入点的早期创伤病理研究，以前瞻性的眼光创造性地将创伤事件历史化，展示了当时南方白色霸权体系的运行方式，蕴含着作家的人文批判关怀。

创伤原初场景

创伤原初场景的概念源于弗洛伊德早期以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为创伤模型的性学临床研究，是男童无意间目睹了父母或成人间的性爱场面无法完全理解和同化而造成的心灵创伤。由于能力的缺失和过度的刺激，男童的心理防御系统遭到破坏，有性泛滥的过激反应(Freud，1905:130)。由于这一观点在当时冒犯了中产阶级的家庭伦理观而备受争议，但在当代“重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口号下又重回学术界的视野。葛瑞·佛特（Greg Forter）在《弗洛伊德、福克纳、克鲁斯：创伤与文学形式的政治》中提道：“弗洛伊德的这一早期模型原初场景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创伤化的系统性，这种模型更多受到源于人类性行为二元特征的一种辩证法的影响……特别强调那些极其重要的、具有潜在创伤化后果的事实。(福克纳，1998：106)”在《八月之光》中，乔童年在孤儿院女营养师房间的遭遇是他性创伤的“原初场景”。一年中，乔总是到女营养师的房间偷食她的牙膏，可是这次他与营养师和她的情人实习医生不期而遇，情急之下躲进了窗帘后被迫首次直面成人世界的性场面：实习医生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他还听到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并对他们这时上床睡觉感到“莫名其妙”。（福克纳，1998：108）乔的主观感受契合了弗氏创伤理论中性的“不可知”本质。然而，出于对南方社会的深刻洞察，福克纳虚构的乔的创伤原初场景超越了弗氏理论中性与创伤的因果链条，聚焦于南方的文化语境如何作用于乔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异化，具有异质性特征。

主体是西方哲学中解释身份时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根据词源考证，主体是“主动、自主、主语，也表示臣服、屈从、臣民（张剑，2011:120）。”主体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主体通过与他者的差异化来认识自我，体现的是主体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主体又是他者，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限制。乔在创伤的原初场景中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异化构成了这个悖论的两面。在原初场景之前，乔处于主体意识形成前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口欲期”，他痴迷女营养师的身体，看到她时“感到快活——她年轻，体态丰腴，肌肤匀滑，白里透红”。并且她的身体“使他的嘴巴想起香喷喷、黏乎乎的东西，而且还是粉红色的，有点神秘（福克纳，1998:107）”。乔将女营养师视为象征意义上的母亲，一年之中，他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房间（其身体的隐喻）偷食她的牙膏，在母子共生的状态中获得愉悦之感。然而在原初场景中，由于男实习医生（象征意义上的父亲）的介入，母子共生的状态被打破，女营养师的身体沦为男性随意侵入的空间并承载性别暴力，成为乔眼中的他者。实习医生“冷酷无情”的声音像乔“迄今听过的所有男人的声音”（福克纳，1998:108）而女营养师在面对男性的性别暴力时被动无助，只有低三下四地乞求。在此意义上，乔的创伤“原初场景”中涉及当时南方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和男/女、主动/被动等一系列权利差异，成为南方父权制社会的表征。正是在南方父权制语境中，在认识到男女的权利差异时，乔“巴不得离开，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离开”女营养师的房间（福克纳，1998：109），这是他与母亲心理分离，放弃快乐原则，从而进入父亲象征的现实世界和男性身份认同的能动性选择。

创伤原初场景中，性具有确立乔白人主体性的叙事功能构成与弗洛伊德性创伤的另一异质性表征。长久以来，种族归属问题一直困扰着乔。不知何故孤儿院的看门人海恩斯四处散播乔是黑鬼的谣言。然而，当他就此事询问孤儿院的黑人园丁时又被称作小白杂种，从中乔意识到南方种族身份的黑白二元对立机制，隐约感到在语言层面上种族身份非白即黑的虚幻性，以及白人拥有的各种行为特权可消解语言建构种族的不可靠性和随意性。“在南方19世纪以来，白人的定义不仅是白皮肤，还包括投票权，接近白人女性的身体和控制黑人等诸多权力”(Abdur-Rahman，2006:183)。换言之，与白人女性的性构成了白人主体性的一个能指，因此，小说中虽然性“不能同化”，但对乔并未产生弗洛伊德言及的“过度的刺激”；相反，乔吞咽牙膏的行为与女营养师和实习医生性场面的共时空间形成耐人寻味的一一对应关系：牙膏俨然幻化成为白人女性的身体，“像看不见的清爽虫子，挺涩嘴却又甜甜地直往里钻”（福克纳，1998：108），这让乔在象征层面上占有女营养师的身体，打消困扰自己良久的黑人身份疑云，获得了白人主体性的仪式感。

从表面上看，乔的自我建构符合笛卡尔所言的“我思主体”，表达了主观能动性的意愿，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色彩。然而，在父亲象征的语言文化的现实世界中，纯粹的自我总是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福柯认为不存在自我能够决定和控制的主体，主体由话语和权利关系塑造（Barker，2003：450）。南方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现实很快让乔的“我思主体”成为虚幻，造成他的种族和性别创伤。乔成为社会语境支配和控制的他者。牙膏“拒绝往下钻,……很快在体内翻腾，竭力想退出来”(福克纳，1998：109）隐喻了白人女性的身体根本就不接受他。营养师在话语层面上称乔是小黑杂种，是南方白色霸权对黑人模式化行为形塑的结果，以“黑人流散的生活常态和异常旺盛的性欲等”为表征（Duvall，2006-2007:109-111）。在奴隶制早已废除的20世纪初期，由于“行为性”种族特征更易于非白人群体的内化，成为白人维系其白色霸权的隐形手段，也是乔终生无法摆脱的种族创伤梦魇。除此之外，施与性别创伤也成为对敢于挑战白色霸权之人的惩戒手段。南方始于战后重建时期的吉姆·克劳文化从种族越界和种族通婚等社会禁忌的角度强化了白人的种族优越论：种族通婚实施的双重标准与容忍或接受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通婚或性行为相比，白人女性和非白人男性间类似行为被视为社会禁忌（Andrews，1995:8-10），折射的是当时南方白人男性的性别焦虑，通过私刑的仪式性，非白人男性的身体受到训诫和惩罚，白人男性的性别焦虑得到集体性的释放和补偿。与私刑相比，白人女性对种族越界的非白人的惩处手段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佛特指出：虽然黑人男性具有非凡性能力等生物性别特征，但受到社会性别的阉割造成‘去男性化’的性别创伤。”在原初场景中，当女营养师得知黑鬼乔觊觎她的女性身体时，作为白人特权阶层，她成功翻转了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与之前“粉红色”的传统女性性别特征形成鲜明的比对，此时，乔看到的是“一张不再粉红白嫩的面庞，面庞周围拂着散乱的头发。（福克纳，1998：109）”相比之下，乔表现出遭受白人女性种族和性别暴力阉割时的创伤病理症状：正在呕吐……没有抵抗……歪歪倒倒，垂着下巴。

出于对20世纪初南方历史的敏锐观察，福克纳虚构了乔的创伤“原初场景”，并将“不可知”的创伤体验文本化：鉴于创伤事件对创伤主体具有“不可知”性，作家通过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还原了乔个人创伤的源头和内容。其中性创伤与弗洛伊德始于临床神经学的早期创伤理论研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福克纳又修正了弗洛伊德以性和创伤为因果链条的创伤理论：正是意识到创伤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而成为真空存在这一事实，作家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了南方白色霸权作为一个历史创伤的形式，其实质是白人运用种族和性别暴力颠覆了乔自我赋能的主体建构后，将一个黑人和女性自我植于他的主体意识中形成的创伤性主体，是一种他者化的身份建构策略。创伤对乔产生的毁灭性的影响以“强迫性重复”的叙事模式在“后创伤”生活中逐渐展现。

创伤“强迫性重复”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提出创伤具有“强迫性重复”的特征，这得到了后来包括凯西·克鲁斯在内的众多创伤学者的认同。由于创伤事件一开始“发生得太快，过于突然”，创伤之人“未能充分了解，不为意识所查知”，但是创伤记忆会停留在他的无意识层面，在经历一段“隐匿期”之后不断重复（Freud，1920:15-16）。创伤强迫性重复包含一个看似悖论的表述：只有在重复中创伤事件才有被创伤主体“同化”的可能，蕴含着治愈创伤的希望，但也可能等同于再创伤的过程，乔的“后创伤”生活就体现了这一悖论。

青年时期乔经受着童年创伤记忆重复的困扰。一天，他和几个男孩子意欲与一个黑女孩发生性关系以完成成人仪式。与同伴们的跃跃欲试、满怀期待不同，黑女孩刺痛了乔内心的创伤记忆。当乔走进废弃的锯木棚时，他感到慌张，这“使他想起过去吞牙膏的情形（福克纳，1998：140）”。牙膏的意象和锯木棚的封闭空间呼应着童年创伤的“原初场景”。然而，强调黑女孩气味对乔造成的压迫感和乔对抗压迫的暴力策略又不是“原初场景”的重复。在南方黑白二元对立的文化语境中，黑女人的身体是性别和种族他者符号的载体，是白人男性建立“自我”的关照性力量（Widmaier，2000：3）。但是乔的自我却被他者包围是自我控制他者能力的消解。不仅如此，通过水井这个拉康式镜像，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自我成为他者。当乔俯身看黑女孩时，他仿佛看到“一口黑沉沉的水井，水井有两点光亮， 像两颗灰暗的星辰的折光（福克纳，1998：140）。”在黑女人这个性别和种族他者身上，乔看到的是自己的映像，是记忆深处不愿触及的种族和性别创伤自我，所以“他用脚踢她了，他踢得很重，踢得她惊恐地呜呜咽咽”（福克纳，1998：140）。乔对黑女孩的反感厌恶和身体暴力表达了对自我种族和性别创伤自我的排斥和逐步内化的结果，为乔在排斥和内化的巨大张力下的主体分裂做了叙事预设。

乔17岁时爱上的小餐馆女招待博比具有明显的男性气质，但乔刻意强调其女性气质也和童年的性别创伤有关。乔承认第一次听到博比的名字时，觉着“像是男人的名字”（福克纳，1998：160），而且从她的容貌和身材可以看出没有任何年轻苗条的韵味，但乔更愿意相信博比顶多不过十七岁，个子那么小，纤细得像个孩子。乔自欺欺人的想象源于童年性别创伤记忆给他的心理带来的不确定感，所以他迫切需要力证自己的男性身份。当乔第二次去找博比时，他自诩像匹“小公马”一样，跳蹦在“一群母马的牧场上”(福克纳，1998：159)。与黑女孩完成仪式的被迫和厌恶心态完全不同，这一次乔充满期待并做好准备。然而，由于生理原因博比拒绝了他，他感到愤怒，觉得受到伤害，乔精心编织的美好爱情在白人女性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而轰然倒塌。他逃到一个像洞穴般密不透风的树林里，在月光下看到一排残缺的瓮，从中正渗出颜色暗淡、气味恶臭的汁液。他扶住一棵树，看着那一排月光下的瓮呕吐不止。林子和洞穴的封闭空间呼应了创伤“原初场景”中女营养师窗帘后封闭的空间意象，同样隐喻了（白人）女性身体。但与乔脱离女性身体确定男性主体性有所不同，这次在遭到博比的拒绝后，乔冥冥之中又回到女性身体，从反面说明了乔期望平复性别主体创伤努力的失败。乔在洞穴中看到的瓮是福克纳笔下常见的意象之一，源于英国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裂了口”或是“破了缝”的瓮“正在渗出汁液，颜色暗淡，气味恶臭”直指女性的生理特征，因此乔的呕吐还具有将女性性别创伤自我从体内清除出去的深层次含义。

乔和乔安娜的交往混杂着强迫性重复和治愈创伤的希望。乔安娜年龄超过四十岁，因为父辈来自北方并与黑人保持亲密的关系而遭到白人的排斥独自住在杰斐逊镇的边缘。当两人在乔安娜的住所第一次相遇时，给乔印象深刻的是乔安娜具有女人和男人的双重性：一个是他首次见到的女人……另一个则具有男人般的体肤，从遗传和环境中形成的男性思索习惯。当两人同居之后，乔的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乔安娜既没有女性的忧郁徘徊，也没有女性委身于人的忸怩羞态，仿佛他在同一个男人肉搏抗争，“这倒像我是女人，她是男人” (福克纳，1998：210-211）。乔对乔安娜性别错位的印象是他女性化的性别主体创伤“强迫性重复”的心理投射，是乔试图通过性消除疑虑达到治愈性别创伤的目的。由于乔安娜急于满足个人私欲而让乔如愿以偿，因而乔性别创伤的暂时治愈以他种族创伤的最终内化为代价：“至少我终于让她明白了她是个女人……现在她憎恨我，但至少我教她明白了那一点。”（福克纳，1998：212）乔对乔安娜憎恨自己的主观推断耐人寻味，是乔内化吉姆·克劳文化中“憎恨黑人症”（Negrophobia）和自身黑人种族身份的结果，也解释了乔逼迫乔安娜和自己发生关系时，对她“毫不抵抗，甚至仿佛在帮他的忙”感到疑惑的原因。在美国重建时期，黑人对白人女性身体等诸多白人特权的觊觎和对白人种族纯正造成的威胁构成白人憎恨黑人的主流中心意识。从女营养师到博比，此意识在不断的重复中逐步加强，并最终在与乔安娜的交往中转化为乔自我的一部分。从创伤原初场景中乔被女营养师称作黑鬼到乔看见乔安娜为他准备食物时“这些是给黑鬼准备的，为黑鬼”（福克纳，1998：213）的内心独白颇具深意，表明了创伤主体内化创伤的过程构成“强迫性重复”表象下创伤的隐性运行机制。

当面对乔安娜家长式的作风和意欲对他实施的拯救行为时，乔又表现出撕扯其在排斥和内化性别、种族创伤之间的主体分裂。西方传统的性别关系奉行的是男性拯救者、女性被拯救者的性别角色模式，但乔安娜试图出资送乔去上黑人律师学校的安排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就像黑人学校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白人的经济援助得以生存一样，如果乔接受了乔安娜的安排就等于向她的父权制意志屈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被拯救的命运安排，彻底内化性别和种族创伤，不属于自我消解的行为，所以他极度排斥和厌恶并决定孤注一掷杀了她，最终乔也沦为南方私刑的牺牲品。福克纳的这一叙事安排独具匠心，暗示了在南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乔的种族和性别主体身份创伤在“强迫性重复”中陷入死局：乔逐步内化了白人／黑人、男性／女性等种族和性别身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丧失了作为人应有的主体意识和对抗压迫性的能力，沉沦于抑郁症之中无力逃避。

结语

《八月之光》从性创伤叙述出发，进而表现南方20世纪30年代的种族和性别权利图景，是福克纳对这段特殊历史的记忆和见证。通过创伤视角，福克纳聚焦于承载暴力历史创伤的个体，隐晦地揭示了当时美国南方白人话语霸权的运作方式，即权利优势人物对弱势群体施以创伤并强制书写的事实，展示了这一话语支配下创伤性主体形成和内化的过程。不仅如此，由于乔内化了南方男／女、白人／黑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他丧失了质疑和反抗的能力，在某种程度维系了白色霸权。但正如福克纳所言：“乔惨死的一幕永远进入围观者的‘记忆’，他们不会忘记这个‘场景’(福克纳，1998：417)来警醒世人，表明了他一贯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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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葛瑞·佛特、弗洛伊德、福克纳、克鲁斯著，陆道夫译：《创伤与文学形式的政治》（叙事中文版），第一辑。

[11]威廉·福克纳著，蓝仁哲译：《八月之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