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认为读书的目的应该在于个体修养的真实成就，也充分表现在他关于知行问题的论述上。朱熹所谓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修养的知识，同时也兼有现代所谓自然科学的知识；他所谓的“行”则主要是指道德践行。他曾这样区分知与行的关系：“论先后，则知为先；论轻重，则行为重。”[5]具体而言，必须通过对经典的学习改造我们先天具有的行为模式，使之适应于人类社会存在所必须具有的社会规范，所以学习、读书对于个体修养具有必要性。朱熹和陆九渊所谓“鹅湖之会”的辩论，归结到底就在于讨论修养而成就人格的过程中，“读书”是不是必要的。朱熹一生坚持的观点就是必须把“道问学”的读书过程作为“尊德性”的修养目标的基础。另一方面，朱熹也指出，虽然经典学习具有必要性，但是如果所学不能体现在道德践行的具体过程中，这样的“知”也不是“真知”。他的这种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文中。朱熹重建白鹿书院并不是为了培养科举考试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以儒家经典和义理的传播为目的。在书院重建之后，朱熹亲自写作此文作为学习的规范。在此文中，他首先提出“明伦”作为学的根本追求；其次是“穷理”，也就是具体的学习方法；然后是“修身”“处事”“接人”，也就是修身实践。朱子不仅规定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向，实际上还全面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也就是说，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6]。这一思想与《大学》提出的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齐家治国，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由个体修养（修己）通向为社会树立规范（治人）的结构从孔子便确立了。孔子以来的儒家都认为，若要达到修己治人的目标，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