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品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直到50岁以后设学收徒，启蒙后生，他仍然把宽恕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孟子则不然，孟子出身士族，又逢乱世，性格更偏向愤世嫉俗。孟子在那个诸侯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百姓流离失所的年代，便将个人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解民倒悬为己任，痛斥诸侯们的暴政现实。

荀子是一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自成体系的地主阶级思想家。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

首先，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

其次，荀子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 （《荀子·正名》）的观点。

再次，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荀子·性恶》），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荀子承认“善”，但“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善”必须通过“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和养成。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发现，无论先贤的思想，还是圣人的行为，我们曾经不缺乏多元思辨、深思慎取的思维和传统。孔子强调谦谦君子的行为风范，孟子则主张愤世嫉俗的思想批判。孔孟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兢兢业业济民于倒悬；道家则主张消极避世，逍遥自在享受清净和无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过和谐社会；韩非子则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先秦中国哲学的各个流派及其代表大师，一个个都充满了善思审辨的机智和多元思考的智慧。但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而受到汉武帝刘彻推崇之后，中华民族从一个本来极富思辨、极会思考的民族渐渐地变成了屈从、忍受、从众、恭维，而不善思辨，不敢质疑的思维懒惰的民族。于是乎，中国人经过了千年的皇权和集权的大一统禁锢，思维危机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

首先，思维模糊、混乱僵化，总是以“差不多”来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对精确和精准思维不屑一顾。

其次，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总是以“诡辩术”来自我标榜和自我陶醉，对抽象逻辑思维和逻辑证明不屑一顾。

再次，轻视哲学、重视实用，总是以“强权思维”来压迫“求真思维”，对真理求真和科学证伪的科学精神不屑一顾。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大解放以来，我们似乎更加富有智慧，我们似乎更加重视实用。一方面是大学的哲学系招不到学生，另一方面是在金钱面前的盲目从众。我们错把肥大当作强大，错把GDP当作国力，错把学历当能力。如今，我们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GDP世界第二，博士数量世界第一，但我们却缺乏理论自信，缺乏道路自信，缺乏制度自信，缺乏文化自信。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们作为教育者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教人向善，是塑造人的心魂，而误以为博士越多教育就越强，文化程度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因而，我们放松了甚至抛弃了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全民只认孔方兄，为了孔方兄，高校成了文凭批发商，社会成了名利场和逐利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已经羸弱不堪，甚至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