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bin等人曾运用多重声音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学前教育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和日本同属于集体价值观念导向的东方文化，但是对于教室管理，却有明显的不同。如：日本的教育者认为在儿童争吵时使用不介入策略，可以增进社会控制与社会团结的发展，中国的教师则认为是对集体团结的破坏。这源于两国基于自己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对“团体”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中国人对团体的涵义是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一群没有秩序的儿童不是一个团体。相反，对日本人而言，无论是杂乱或是有秩序的，自发或计划的，无政府状态或控制严密的，都是团体。[7]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经历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的幼儿教育的理念和方式纷纷进入中国，如寄宿学校、双语教育等，但那些曾让外国学前教育同行质疑和不解的内容并未减弱或消失，而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中传承与保留了下来，如幼儿园每天的晨检、广播体操、集体教学活动、教师的说教和指导等，这些都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核心价值观如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尊重生命的理念、师道尊严的理念等的影响。幼儿园亲子活动作为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离不开特定文化背景对其的影响，应该更多关注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文化生态环境，把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看作在农村文化生态环境中实现的动态发展和转变的过程。首先，从农村家长特点、农村人际关系特点和农村社区特有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层面对农村的生态环境进行分析，结合亲子活动的目的，确定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宗旨定位；其次，把农村幼儿园的亲子活动置于微观而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即把亲子活动延伸至幼儿园与社区，通过与家庭、社区的合作创建适宜的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