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人生》这部中篇小说，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高加林精神的流浪，而造成他精神流浪的最大原因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高加林人生的唯一目的是努力地摆脱农民身份，积极主动地想要成为一个城里人。小说一开始就将高加林推向人生的低谷。三年前高考落榜，已经使他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幸好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可以使他继续做着三年前的梦，本来他计划通过考试，努力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可是因为村支书高明楼让他的儿子三星顶替高加林的教师岗位，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这是高加林在希望破灭后对自身身份的追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想成为农民，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的心声。他为什么拒绝农民身份呢？艰辛、贫穷、愚昧、落后、肮脏……这些都是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奴隶”的身份。奴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是完全没有人生自由，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怎么会是奴隶呢？我们可以将这看作是高加林的一种偏激认识，但是从张克南的妈妈几次对高加林的态度可以看出，歧视农民的思维定势已经在城市蔓延。“这种限制歧视的思维定势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根本点在于对农民权利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1]同样是高考落榜生，张克南、黄亚萍可以成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而高加林只能回乡做一个农民，这就是农民和市民的差别。“市民专指住在城市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公民。在我们国家，谈到农民时，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含义，这个名词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心理结构”。[2]作为一个进过城的农民的儿子，高加林的这种心理感受特别明显，他努力读书，想要改变自己被人歧视的身份。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县上的记者，这不仅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心理上都刻意地保持与农民的距离。从他上学离开土地开始，他就从精神上离开了土地，无论是被迫回到土地，还是再次离开土地，他的精神一直都处在流浪的状态，这种精神的流浪通过丰富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来。例如第一次上城卖馍馍的时候，他内心的挣扎：“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当最初和巧珍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他一开始内心的矛盾：“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即使已经成了农民，他的内心依然是躁动的：“有时，在一种令人沉重的寂静中，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着他们村来的。听着听着，他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当他在县城担粪时被张克南的妈妈嘲弄时，激起内心强烈的呼声：“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当他的叔父转业回来后给高加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他到了县城，做了县委的一个小记者。工作的顺风顺水，让他几乎想不起来曾经还在土地上刨挖过。“这次进县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当黄亚萍对他表达爱慕之后，高加林对巧珍天平的摇摆，尤其是通过和亚萍之间海阔天空的交谈与和巧珍之间沉闷乏味的交谈所起的心理变化，更是让高加林下定决心与巧珍分手，去到更大、更好的地方发展自己。可以说此时的高加林是处在精神的飘浮状态下，理想占据他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当然这是这段时间工作的实绩和爱情的刺激带给他强烈自信力的表现，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同父亲和德顺爷交谈时所说的“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因此，他最终的选择依然是最初的选择，永远摆脱农民身份，彻底变成一个城里人。城市的意识形态已经攫取了农村知识青年的灵魂，高加林主动、积极地走向城市，正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青年的掠夺，尤其是处于刚刚改革开放之初，这种主动的城市化过程，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悲哀，反映出城市与农村明显的不对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