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雅文化（或称精英文化）与俗文化（或称大众文化）从来都是相互对抗中慢慢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最先在俗文化中生根萌芽，“各种形式都源于民歌”[14]的文学见解是有道理的。封建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士也有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但他们只是出于对文学的自觉追求，并且都是以精英文学家自居的，没有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白居易倒是明确提倡过以俗白为主要特色的“讽喻诗”[15]，但流传广泛的却是他所看轻的格律诗和《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因此，至清末，中国古典文学终于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异质于传统文化的思想的渗入，中国文学便不会有新的出路。黄宗羲、顾炎武、魏源、龚自珍等人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限于自身的文化性格，未能真正冲破雅文化一统天下的僵化格局。“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觉使用国外新思想，自觉运用白话文，开始了俗文化向雅文化的自觉挑战，中国文学自此而面目焕然一新。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艺（大众文化）却还都是由精英知识分子以一种俯视的文化态度来进行的，这必然地导致了后来的古文复辟，甚至于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大倡“整理国故”。基于这种历史现状，文艺大众化是必须在改变了文化人（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后才能真正进行。大众文化是要“在广大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9]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提倡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3]。因此，毛泽东《讲话》才从真正意义上打通了文艺大众化的大门，文艺大众化也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效，中国文学也才自此表现出了与两千年文化传统本质不同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