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汉朝统治者哲学观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其对当代服饰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论述，从西汉到东汉统治者的哲学观逐步从道家转变为儒学，其对服饰的影响也从消极转变为积极，最终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一套严格的服饰体系。统治者哲学观对服饰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同一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对服饰也有各家论述，他们的观点部分对统治者实施的服饰政策产生影响，部分成为当时或后世的服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哲学观对服饰发展的间接影响。【关键词】西汉 东汉 统治者 服饰 道家 儒家

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西汉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在位的统治者的哲学观也在不断改变，从“无为而治”的道家到主张“礼、乐、仁、义”的儒家，不同的哲学观渗透在君主统治的方方面面。这些哲学观由于符合当时的社会人民需求，不仅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使得国力强盛、人民安乐，而且也形成了西汉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而体现统治者哲学观的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又一起作用于服饰发展上，在这里可以发现随着统治者哲学观的改变，西汉的服饰也在发展和变化。到了东汉，统治者尊崇儒学，用等级制度和三纲五常来维护统治，所以东汉时期的服饰向着能够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套严格有序的儒家服饰制度。

西汉前期统治者多信奉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秦朝严格的中央专制和秦末连年的战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为了使国家休养生息，增强国力，采用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而刘邦之后的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也都沿用了高祖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无为而治”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提出的，老子思想的根本是主张绝对趋向自然，其中“无为”即是顺应自然停止人为的努力。他的理论势必对西汉前期的服饰风格产生影响。《老子》第十七章提出“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即是说圣人看上去谦和朴实，穿着粗布衣服，但他的心中似玉一般清明可贵。由此可见，老子否定了服饰的修饰作用，同时也反对人们穿着华丽鲜美的服饰。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庄子学派则主张个人精神和外在形态都要顺应自然，不要因为人为的强调“礼、乐、仁、义”而丧失人本来的性情，也不要因为刻意追求服饰的华美而丢失真正的自我。《庄子》中的圣人是要追求精神上的无限自由，而不受外物所累。由此可见道家学说对服饰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不需要发展服饰也不需建立服饰制度，一切顺其自然即可。西汉前期的统治者因为信奉道家，不仅采用“无为而治”的政策治理国家，对人们的服饰也采取放任自然的态度。所以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并未建立完备的衣冠制度。即使是帝王百官参加祭祀，也只沿用秦朝旧制，不分尊卑，均穿黑色礼服。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历经数朝，一直有官员上书朝廷，奏请更改历法、服饰制度，但这些建议都未被统治者采纳。在这一时期统治者的哲学观对服饰的影响是比较消极的，所以在西汉前期服饰并未得到发展。

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废除了“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积极治国，并采取王臧“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统治者的哲学观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政治行动，他只是抬高了儒学的地位，将其确定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实际政策中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服色尚黄。统治者试图通过规定服饰颜色来维护王权地位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总之，这一时期统治者尊崇儒术，为了巩固皇权改变了统治者的服饰颜色，但由于是独尊儒学的初级阶段，统治者并未深入对章服制度作详细规定。从这里已经能看出统治者哲学观的改变对服饰的影响。

西汉灭亡，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他系统地学习过儒家思想，认识到儒学在巩固政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之后的汉明帝、汉章帝秉承刘秀遗规，崇尚儒学，加强皇权。东汉时期由于皇帝与皇族对儒学的崇尚，也带动了社会上层阶级对儒学的学习，并且从汉武帝时起修习儒学的大臣也在不断增加，这里不乏一些著名的儒学家。东汉时期，统治者的儒学信仰和政治利益相互促进，使得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增强。儒家学说对汉朝服饰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服饰都有重要的影响。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是氏族贵族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始终以维护贵族统治为己任，因而极力以“礼、乐、仁、义”来规定社会秩序，希望通过规定君臣等级、尊卑老幼的秩序形成一个稳固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而服饰就是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符合儒家礼教思想的服饰才是美的，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反过来服饰上所体现的社会伦理规范又可以启发、陶冶人们的性情。所以服饰成为在位者的统治工具，皇帝根据儒家思想制定了详细的章服制度。儒家重视服饰，这一点有别于道家对服饰的消极态度。东汉皇帝对儒学的提倡使得儒学影响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价值观念。对于服饰美的评判标准也体现出儒家最根本的“中庸”思想，即人们的着装要符合其身份、其所在的场合和着装的时间，也就是合乎礼仪。从东汉开始，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围绕服饰的各种行止都被统治者归入严格有序的制度格局中。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根据《周礼》、《礼记》等文献记载，明帝正式议定并颁布了车服制度。其中按照礼制制定的服饰制度颇为详尽，仅皇帝与官员的礼服、朝服、常服等就有20多种。明帝对冠类的佩戴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东汉时期的冠类近20种，它成为区分等级地位的基本标志之一。

从汉朝西汉至东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统治者的哲学观由道家向儒家的转换，汉代服饰也由西汉初期的顺其自然未备衣冠之制，到汉武帝时期仅对服饰色彩的规定，再到汉明帝时期制定了完备的儒家衣冠制度。汉代的服饰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统治者哲学观的影响。以上是分析了统治者的哲学观对汉代服饰发展的直接影响。帝王对某一种哲学思想的提倡必然会受到大臣们的响应，这些学者编著的符合当时统治者哲学思想的著作必然也会影响服饰的发展，这就是统治者的哲学观对汉代服饰发展的间接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独尊儒术”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主持其门客编写的著作《淮南子》对服饰有所论述。其中对服饰的观点有一些矛盾之处，既有认为人具有本质美就不需有服饰这种形式美加以修饰，这明显是受到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本性而去除人为外物束缚的思想的影响；也有提出着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场合确定，才是美的。由于这一时期儒学刚开始被统治者提升到主流思想中，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既受到儒学的影响，也保留了一些道家的思想观念，所以在其著作中有不同的哲学倾向，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符合的。不过《淮南子》总的理论还是强调了服饰对人的装饰作用，也初步论证了人的本质美应与服饰美相结合，对后世的着装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样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他独尊儒学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同时他又围绕儒学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阴阳五行”的观点。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的政策就是采纳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另外、“天人感应”也对服饰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不仅包括天人合一，表现在服饰上就是象征乾坤的上衣下裳制；也包括天人感应思想中应季节变化而设的“四时服”、“五时衣”。虽然关于这些前人也有论述，但董仲舒提出了一套更完整的理论。到了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衣裳的“隐形自障闭”，即是说着装的目的是将身体严密地包裹起来、不可形骸外露。这是儒家思想对服饰文化更深一步的影响，强调了衣裳的伦理作用。这一思想贯穿在整个中国服饰历史之中。

综上所述，汉朝统治者哲学观的转变对汉代服饰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儒学融合各家学说成为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主流思想学说，这也使得汉代服饰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儒家服饰制度，并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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