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与超越的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前，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相似方式单一，在社会话语权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侧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属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在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浸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素养也得到不断提升。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他们对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与现实处境不断进行反思。“于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认同和确证,开始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投入到文学创作”。②从《穆斯林葬礼》到《尘埃落定》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使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不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附庸或者浅层次的表达层面上。在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突破传统的写作方法与叙述方式，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内容上，所表达的民族特质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