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惯用语是一种短小定型、意义有所引申的日常习语。汉语和日语都有各自的惯用语体系，汉日惯用语均以大量的、丰富而准确的、生动而凝练的内容和形式反映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常语言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的惯用语，既有以三音节为主的相对固定的格式，又有比较灵活的结构；日语的惯用语定义和汉语基本一致，“惯用语指由复数词汇构成的结构相对固定且具有特殊语义的短语”（益岡，田窪，1992：178），这就奠定了汉日惯用语对比研究的基础。

本研究将日语和汉语中表示场所、空间、方位的词语所关涉的惯用语定义为“场所惯用语”，如「何処吹く風」和“当耳旁风”、「上には上があり，下には下がある」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通过汉日对译语料库考察发现，有时汉日双方均用场所惯用语对应，有时却用其他习语形式对应，还有时不用习语对应。

关于汉日惯用语的对比研究，先行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对汉日有关身体的惯用语进行了语义对比考察，二是对汉日有关动物的惯用语进行了对比研究，三是对汉日惯用语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未涉及本研究关注的场所惯用语的认知研究问题；关于认知语言学中概念转喻（Metonymy）、概念隐喻（Metaphor）及其连续体的问题，先行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Lakoff and Johnson，1980； Langacker，1993等）。本研究将在充分借鉴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汉日场所惯用语的转喻和隐喻的路径模式，尝试分析和论证场所惯用语处于转喻、隐喻连续体中。

本文将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从以下三方面对比研究汉日场所惯用语。首先分析论证汉语和日语场所惯用语的认知语义基础；其次考察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关系；最后探讨汉日对应关系的动因。

场所惯用语的认知基础和语义机能

概念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是在一个认知域矩阵中的概念突显或映现，即一个概念实体（媒介：vehicle）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target）提供心理通道，也是一个认知“参照点”现象（Langacker，1993等）。籾山、深田（2003：87）在借鉴Langacker（1993）的基础上指出，“参照点能力是一种作为转喻基础的认知能力，指在把握或指示某一对象时，由于直接把握其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将容易把握或已经充分了解的事物作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来活用，以达到对目标对象的理解”（笔者译）。

概念隐喻是指从一个认知域（源域source domain）向另一个认知域（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系统性映射；隐喻让我们用更具体的、有高度组织结构的事物来理解相对抽象的或相对无内部结构的事物；隐喻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Lakoff & Johnson1980等）。如果说转喻的认知基础是“邻近性”，那么隐喻的认知基础则是“相似性”。籾山、深田（2003：87）指出，“我们具有‘比较’两个对象的能力。所谓‘比较’指从某种角度通过对两个（或复数）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发现二者的异同点。这种最基本的认知能力就是基于两个事物或概念相似性的隐喻的基础”（笔者译）。

关于转喻和隐喻的关系问题，先行研究进行了充分探讨，结论可概括如下：①转喻和隐喻二者之间构成连续体关系。②转喻提供了隐喻成立的基础；转喻和隐喻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语义扩张中。③转喻到隐喻存在渐变类别。

为了便于讨论场所惯用语的转喻和隐喻问题，本研究首先归纳总结了出现在日语场所惯用语中的表示场所、空间和方位的词汇：「中、左右、上下、隅、隣、幅、何処、嶺、前後、東西、横、縦、正面、斜め、余所、向こう、内外、外方、外面、此処、間、底、埒、裏、国、異域、奥、奥所、辺り、傍ら、側、高み、郷、対岸…」。本研究通过对上述场所词汇等在惯用语中语义拓展的分析，初步概括了场所惯用语的转喻、隐喻路径，图示如下。

具体的／物理性的存在 抽象的存在／状态

图1 场所惯用语的转喻、隐喻路径

如图1所示，场所惯用语既包含转喻也包含隐喻。首先，场所惯用语的转喻发生在一个认知域矩阵中具有邻近关系的两个具体的、物理性的存在之间。其次，隐喻发生在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源域到目的域之间，场所惯用语中的隐喻是从物理性存在向抽象性存在的语义扩张，即隐喻抽象的地位、身份、立场、状态等。

表2 汉语场所惯用语的转喻和隐喻

通过表1、表2的分析和实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日语和汉语的场所惯用语都既包含转喻，也包含隐喻，其场所词、空间词、方位词转喻其他场所、空间、方位或邻近（包含）的人或事物，场所惯用语的隐喻意义主要表示抽象的地位、身份、立场、境遇、方式、态度等。日汉场所惯用语同时包含转喻义和隐喻义说明其处于转喻、隐喻连续体中。

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关系

为了研究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关系，本文首先根据《详解日语惯用语词典》整理出了日语场所惯用语及其汉译，并归纳出如下四种对应关系。

第一种，汉语用场所惯用语对应日语场所惯用语。例如，右といえば左／你说东他说西；西も東もわからない／人生地不熟；裏かく／钻空子；尻目に懸ける／把人不放在眼里。

第二种，汉语用成语对应日语场所惯用语。例如，中を取る／不偏不倚；右も左も分からない／一窍不通；上を行く／棋高一着；嵩にかかる／飞扬跋扈。

第三种，汉语用俗语、谚语等习语对应日语场所惯用语。例如，上には上がある／强中更有强中手；幅を利かせる／吃得开；隅に置けない／有两下子；余所の花はよく見える／家花不如野花香。

第四种，汉语用解释、说明文字对应日语场所惯用语。例如，裏を取る／对证核实；後棒を担ぐ／盲目追随；横を向く／不理睬，漠视；向こうを張る／进行对抗。

如果利用『中日辞書』从汉语场所惯用语及其日译的角度进行考察，也会发现大量的日语不用场所惯用语等习语对应的现象。例如，顾前不顾后／目先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て軽率に行動し，後のことを考えない；摸到一些门路／少し要領が分かる；鸡蛋里挑骨头／あら捜しをする；钻牛角尖／つまらない問題に頭を悩ます。

综上所述，通过对日汉场所惯用语对译的考察，发现了日汉对应的两种倾向。这反映了汉日的共性和个性。首先，双方用场所惯用语相互对应，反映了汉日的共性；其次，用解释、说明对应场所惯用语的现象，是汉日的个性；最后，用习语中的成语、俗语、谚语等对应场所惯用语的现象，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在于双方都用习语相对应，个性在于二者分别用不同的习语类别相对应。接下来的问题是探讨汉日共性和个性的动因。

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动因

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础和共识文化是语言“共性”的原因。“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而语言又是一项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础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就证明了人类语言共性系统的存在”（隋然，2001:21）；“人类各民族、各种文化虽然千差万别，但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因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积累，从而产生共识文化，共识文化反映在语言中便凝结为共同的文化语义”（陈家旭，2006:26）。汉语和日语的共性不仅反映在词汇语义、语法规则的某些系统性对应上，还反映在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关系上。

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标准等是语言“个性”的动因。“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语和价值标准。这些必然反映于该言语社团的共同语中”（胡壮麟，1994:186）；“由于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相当悠久的历史，它们负载了大量有关民族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学典籍等方面的独特内容。因此每个民族总有自己独特的认知方法，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投射到语言上”（陈家旭，2006:27）。

陆俭明（2009：44-45）指出，“无论隐喻、转喻，不宜认为‘是一个认知域映射另一个认知域’的问题，而宜假设为‘一个认知域激活另一个认知域’”，“激活取决于人的常识和一定的语境”。也就是说，一定的语境和人类的共识文化决定了隐喻和转喻是否能被激活，这也正是汉日对应的根本动因。

在共性方面，中日的共识文化产生了相似的汉日场所惯用语相对应的情况，即双方相似的认知模式被激活；在个性方面，反映出只有单方面的转喻、隐喻认知被激活；在共性和个性交织地带，双方用不同的习语类型相对应，不同的认知模式被激活。

汉语或日语中特有的场所惯用语，事实上都源自民族历史中一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或风俗习惯，如“吃食堂”“坐机关”等。“吃食堂”中的“食堂”转喻“食堂的饭菜”，“吃食堂”隐喻“依赖、依靠食堂的吃饭方式”。这和“食堂”这一设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长期的广泛存在有关。和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制度及其衍生物有关的此类惯用语还有“吃大锅饭”，以及表示特殊待遇的“开小灶”、表示公职身份的“吃商品粮”等。与“吃食堂”和一定历史时期的制度相关不同，“坐办公室”“坐机关”转喻、隐喻的是白领或公职人员的身份和工作方式。类似的表达工作方式的隐喻、转喻词组还有“走基层”、“走群众路线”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制度、文化等规约在语言层面的投射。

日语也有独特的场所惯用语，如「窓際族」。这个词的诞生源自日本『北海道新聞』1977年6月11日的一篇题为『窓際おじさん』的报道。这篇报道中将那些无升迁机会并即将退休而被公司安排在窗边就坐、只能无聊地读报或望着窗外打发时光的员工，称为「窓際おじさん」。在次年『日本経済新聞』1月9日的一篇题为『ニッポン·生きる条件』的报道中首次使用了「窓際族」一词。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终生雇佣制，非重大过错，企业是不能随意开除员工的，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或支付高额的遣散费。因此企业对那些高龄而无升迁机会的员工或业务能力低下的员工，就将其座位安排在窗边或仓库等地，有些企业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迫使这些员工主动请辞。进入上世纪80年代，还用来指学生群体中那些课间不与他人打交道，比较自闭的一些学生。除了「窓際族」，还有一些类似的词语如「壁際族」「ドア際族」「裏窓族」「ベランダ族」等都反映的是一部分日本人特殊的生存状况或日常习惯喜好等，是日语特有的词汇，因此汉译时无法直译，而采取说明、解释。

总之，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情况，不仅反映了中日的共识文化的“共性”和各自民族文化的“个性”在语言层面的投射，而且反映了认知方法论上，有时是相似的认知模式，有时是不同的认知模式。

结 语

本文从认知角度对比研究了汉日场所惯用语，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汉日场所惯用语都既包含转喻也包含隐喻，处于转喻、隐喻连续体中。场所惯用语中的场所词等转喻其他场所或邻近（包含）的人或事物，场所惯用语的隐喻义主要表示抽象的地位、身份、立场、境遇、方式、态度等；其次，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关系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的场所惯用语相互对应，反映了中日的共性，第二种是一方用其他习语类型对应另一方的场所惯用语，反映了中日共性和个性交织的部分，第三种是一方用解释、说明文字对应另一方的场所惯用语，反映了中日的个性；最后，指出汉日场所惯用语的对应现象，是人类的“共识文化”和以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民族习俗、价值标准等为背景诞生的“民族文化”通过认知激活在双语对应关系中的系统呈现。

参考文献：

[1]益岡隆志,田窪行則.基礎日本語文法·改訂版[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92．

[2]Langacker,R.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3（4）:1-38．

[3]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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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靖.移动与空间——汉日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隋然.创新思维基点:语言个性与共性及其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19-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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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9]陆俭明.隐喻、转喻散议[J].外国语,2009（1）：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