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正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之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词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在清华建校的百年历史上，共出现19位校长（其中二十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和叶企孙两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务）。了解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清华校长难当，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31年底任校长直到1948底离开北平清华园整整17年，而且他还于1955年自美国返台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至逝世（1955～1962）。他掌校时间长，成就大，威望高，影响远。

梅贻琦先生（1889.12～1962.5）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他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华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却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来指导办学；他献身教育，热爱清华，生斯长斯，心中

从未离开过清华（即使他晚年不得已再创新竹清华，可他在世时，新竹清华仅是一个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他心目中的清华，永远是北京的清华园）；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甚至独生儿子眼镜丢都无力配付新的；晚年病重入院及身后事，都是学生捐款资助的。

梅贻琦先生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之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使清华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就（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更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奠基性的建设人才（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1915年毕业回国，半年后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他于1931年12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我们可以从几件小事来品味梅贻琦先生之办学理念和人生志趣。

28岁的正教授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因此，在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后学俊彦（如吴晗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许宝騄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而揭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

1935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

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长为了保护同学，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处处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能够这样去做吗？

寡言君子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早年投考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在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唯有他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和他同批被录取的徐佩璜（君陶）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

留美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报答乡土养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期间认识了在女青年会服务的、后来结为终身伴侣的韩咏华小姐。旋经师友们从中撮合，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快就定了婚。订婚前，韩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地说：“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贻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讱，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以至于有人作“顺口溜”谑之曰：“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台湾“教育部”某机关新厦落成，主管司签请立碑纪念，梅先生在签呈上亲绘一图，标明尺寸，只在墙上做一小牌刻上兴工与完成年月。

“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不胜枚举。寡言君子，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