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7日，中国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这一天，939万莘莘学子走进考场，对十几年寒窗求学作一次小结。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曾是中国民众对这场选拔竞争程度的比喻。然而，从高校扩招到社会机会多元化，眼下的高考虽已不再是出人头地的“独木桥”，但是，一场牵动近千万家庭的考试，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从标印着“绝密”字样的试卷，到警方护卫考点、监控录像，再到考试之后的全封闭阅卷，全社会都在努力创造一场公平的竞争。

然而，在流动人口超过2.3亿的中国，人们期待，更多的随迁子女能够更平等便捷地就地参加高考；在国家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下放给高校时，人们期待，高校自主招生少一些“暗箱”，多一点透明；在各种“特长生”遭到社会质疑之际，人们则期待，高考加分政策少一点“猫腻”，多一些人性。

今年28省份实施异地高考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被称为“异地高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

2013年，中国异地高考艰难“破冰”，共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12个省份启动实施了这项政策。

2014年，异地高考实施地区继续增加。教育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已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新增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宁夏、新疆、内蒙古、福建、海南、山西等16个省份。这意味着，2014年将成为异地高考普遍落地的一年。

异地高考人数较去年激增

从异地高考报名人数来看，与去年异地高考遇冷不同，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5.6万名，较去年的4440名激增12倍。

分省份来看，湖北今年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2664人，比去年增加2445人，是去年的12倍；江苏报名人数从去年的374人激增到2995人，是去年的8倍；安徽今年异地高考生有705人，人数较去年的304人实现翻番。

在今年首次开放异地高考的省份中，福建异地高考报名人数有3600多名，新疆有2138名，海南有372名，山西600多名，宁夏有35名。

异地高考门槛高低各不同

观察各地公布的异地高考方案可见，各地政策的门槛高低差别较大，报考条件、推进方式也不尽一致。

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异地高考的准入门槛最为“苛刻”。北京今年只放开了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且需要满足在京缴纳社保满6年、子女在京连续就读高中三年等五项条件；上海则要求来沪人员持《上海市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120分)、父母连续持居住证3年及以上，且子女在沪高中毕业；广东到2016年才放开异地高考，且要求进城务工人员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含3年)持有广东省居住证、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3年完整高中学籍。

与此相比，一些省份异地高考的政策门槛则比较低。例如，河北规定，学生有两年以上高中学籍，家长有《就业失业登记证》和居住证就可报名；河南规定，凡父母一方在豫具有合法稳定工作和住所，无社保年限门槛，随迁子女具有当地正式学籍即可报考；浙江规定，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凡有完整的高中阶段连续学习经历并具有在浙高中学籍，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

部分地区仍与户籍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高考移民，不少省市在高考报名时实行“户籍+学籍”双证制度，还提出了户籍和学籍的年限要求。

例如，新疆要求，高中阶段在疆连续就读3年，并且有在新疆就读3年的学籍档案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本人及父母在疆有常住户口，且户口迁入新疆的时间不少于两年；内蒙古规定，本人具有内蒙古高中阶段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学籍且连续就读满2年，取得内蒙古户籍满2年，家长在内蒙古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合法职业且纳税(或按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均满2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门槛可能会导致一些双“籍”分离的学生遭遇无处高考的尴尬。近期，一则“高三学生欲回原籍地高考报名遭拒”的报道就引发热议，虽然该学生属于个例，但仍凸显出异地高考政策仍有诸多细节尚待完善的现状。

社会管理压力巨大

异地高考的问题自2008年由人大代表提出后，一直是个备受瞩目、极其敏感的焦点话题。

数据统计显示，北京、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学生中，随迁子女占比均超过40%，在广东就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数量更是居全国之首。

成都市第十一中学副校长张涛认为，北上广的异地高考门槛高也有其合理性。如果放宽势必导致更多外来人口涌入，加大城市管理难度，加剧教育医疗压力，带来就业困难、环境污染等更多社会管理难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评价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天才说，异地高考虽然是教育现象，但必须清晰认识到教育必然受制于社会的管理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等因素。

专家解读：王烽：须深入推进高考改革

异地高考是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以后，透过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反映出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与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强调“均等化”不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择优录取体现的“选择的公平”。这种选择的公平主要体现在考生和学校之间，政府宏观调控应起到促进公平的正向作用。但是目前恰恰是按省分配招生名额、划定分数线等计划经济做法干扰了学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这种计划招生模式与户籍制度等结合起来，使录取机会的省际差异表现为流动人口权益问题。异地高考本身也是“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利益调整。照顾非户籍考生的合理诉求，城市才能有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环境；而在北上广津这些地方，目前是不可能不设门槛的。户籍、非户籍人口应当相互理解和包容，政府则应当搭建对话的平台、创建理解的氛围，拿出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熊丙奇：应打破分省按计划录取

如何解决部分地区门槛偏高的问题，实现异地高考和防止高考移民双平衡，都考验着异地高考政策能否成功落地。“目前高考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由于高考录取指标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开放异地高考，将使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成为‘教育洼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熊丙奇指出，由于地方政府能力有限，无法协调开放异地高考所带来的高考录取指标和资源调配问题，这就造成流入人口多、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的省市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导致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无法享有异地高考的机会。“在高考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这一框架下，异地高考的放开程度只能是有限的。”熊丙奇认为，从长远来看，要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必须深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实现考试和招生相对分离，让大学自主招生。“大学如果能面向全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基础的自主招生，考生完全自由报考，大学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考生地区教育因素、家庭因素综合评价录取，那么异地高考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熊丙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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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珅：5.6万学子异地高考的标本意义

939万与5.6万，这组数字分别是今年高考总人数和异地高考人数。今年高考在众人关注中刚刚落下帷幕。据媒体报道，在本次高考中，我国已有28个省份实施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5.6万。异地高考总算落地了。

异地高考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众对于异地高考的关注和争论，早已存在。近些年来，伴随着大量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长期工作，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对于异地高考的聚焦反映了人群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从表面上看，是那些随迁子女能否分享到所在地教育红利的一杯羹。而在深层次上讲，则是利益相关方对于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的博弈，实现教育权益的重新分配。其实早在2011年全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教育部部长指出，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高达两亿之多，不少“流动子女”难以享受优质稳定的教育，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不可谓不迫切。

其实，与异地这两个字沾边的事似乎总让人感觉沉重：异地取款要多交手续费，异地打手机会产生漫游费，异地恋多半难有完美的结局。长期以来，相关部门迟迟不肯全面推进异地高考，是害怕投鼠忌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全面推进异地高考，对于各方都是一次洗牌。因为，异地高考涉及户籍、学籍、教育资源分配等多个领域。不限地域户籍的高考意味着享受教育红利发达地区考生的优势会消失，与此同时，对于偏远地区的考生而言，考上大学特别是名校的几率将会加大。

就今年的高考而言，尽管与九百多万报名参加高考的总数相比，5.6万是一个微小的数字。但这5.6万学子的异地高考仍具有标本意义。因为在这五万多考生背后，是五万多个家庭的希望。今天，讨论多时的异地高考的大门总算开了一道缝隙，我们有信心期待异地高考不会像异地恋情那般艰辛。当然，在当前异地高考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有的“高考移民”打着异地高考的幌子混淆视听，这一点尤其需要相关部门甄别。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包括异地高考在内的诸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顶层设计层面上，与异地高考密切相关的各个子环节需要科学论证，合理规划。对于此，相关部门应该知难而进，进一步打破因社会分配不均带来的瓶颈，从而消弭因教育不公带来的雾霾，还教育一片公平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