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城镇化全面推进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穿梭在各大城市之间。他们拖家带口,为糊口整日奔波的同时,还得为子女受教育的门槛而忧愁。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难题,并成为当前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亟待解决的难题。2014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透露出党和政府着力解决这一难题的行动和决心。那么这个难题该如何解决? 笔者对农民工流动量很大的武汉市进行了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入学及受教育上存在着二元户籍制度、议价入学门槛、跟上城市节奏的三大问题。在调查为子女择校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农民工表示一般要多出三到五万元的议价费不等,好的学校甚至要多交十几万(其中包括赞助费、借读费),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因此,很多农民工无奈选择子女弃学,让孩子过早地去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营生,荒废了学业。既使出得起议价费、赞助费,很多农民工子女还是遭到歧视,或面临“择优录取”的尴尬。

当然这也不能全责怪都市里的学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3亿多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也就是说有不低于六千万的农民工子女需要在城市接受教育。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城市公办学校能承受的极限。民办学校虽说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一个绿色通道,但就读费用太高,相当多的家庭负担不起;就读公办学校则因为户籍的原因,农民工子女不能和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就读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办的学校,却因为相关部门对于学校管理等方面的质疑,以及学校自身由于经费不足而出现的难以维持的问题。

目前虽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充分考虑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一些城市的主管部门也频频承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结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义务教育对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读而言,仍然有三道障碍。

首先,城市回避了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现实。城市财政在统计经济发展总量水平时,基本上是以本地户籍人口作为基数。假如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支出,既要增加财政投入,还会降低已经被浮夸和高估的教育现实,影响到政府的政绩。所以,政府部门只得回避了这重要的一块。

其次,城市难以面对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给城市带来的压力面多而广。多年来,农民工进城,政府只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岗位,而没有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政府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乃至整座城市的公共设施所面临的难以负重的压力问题。

最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了城乡分割义务教育的真空地带。一方面近六千万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费用在原籍的地方财政已经划拨到位;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子女没有在当地就读而空置。由于国家为他们预算的教育费用没有跟随农民工子女的流向而划转,而农民工子女所在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支出中也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预算,这样便造成了我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中的真空地带。

目前我国相当多的城市对外宣称已经步入教育现代化,对教育硬件设施的投入更是锦上添花,但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农民工子女失学,不平等的差距越拉越大。

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从农村到城市,一面要改变学习习惯,一面还要承受城里同学的“软歧视”,精神压力重于城里学生。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农民工孩子觉得自己要多出几万乃至十几万的借读费、议价费,心里像有座大山一样沉重,急着回报父母,一旦学习跟不上就会产生很强的自责感和负罪感。通过努力还是跟不上去后,让他们变得烦躁不安、渐渐自卑、自暴自弃、远离集体,封闭自我,敏感脆弱,攻击性行为增多等。另一方面他们想融入到集体之中,却又担心城市同学的高傲冷漠。相仿的处境使他们同病相怜,常常在农民工孩子内部形成“一帮一伙”。这些帮派具有极强的小团体性,容易和班集体形成差异性、对抗性。再则是来自农民工家庭自身的负面效应:频繁流动造成的心理紊乱,很难保持心态平衡和稳定;学习上差距越来越大;有个别老师带很强的歧视色彩;没人辅导作业等情况。

因此,农民工学生已经成为城市社会中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下一代是祖国的未来,不仅仅是城里的孩子,也包括农民工子女。他们不是二等公民,也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明天的栋梁。城市和社会应该扔掉歧视,用热情的怀抱去温暖他们,走进他们的心里帮他们排忧解难。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学校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切实加强管理:

1.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需要把重视关爱农民工子女提到议事日程上。班主任老师更应放下架子,像父亲和母亲那样对不同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具体分析,针对他们的家庭背景、学习基础、思想动态、性格情况等进行跟踪观察,一对一地促膝谈心,及时救助。让他们觉得自已和城里的学生都同在一条起跑线上。多表扬、多鼓励他们,提高他们在班集体中的位置,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2. 对农民工子女,无论他们学习成绩好坏,都要一视同仁,有教无类,想方设法为他们补课,让他们跟上集体。像育苗那样棵棵辛勤浇灌,株株培养成材。可在班上开展一些增强学生间亲和力的班级活动,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自卑感,教师们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安排一些相应的活动,让农民工子女在这些活动中表现自己,让他们尽快地和班级融为一体,适应城市校园的学习与生活。同时还要加强与他们父母的联系,随时掌握他们在校园以外的思想及心理动态,促进他们安心在城市学校学习和成长,最终使他们完全融入到城市学校的生活中。

随着国家农民问题城镇化机制的推进,笔者以为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了。首先,建议建立中国公民义务教育卡。凡出生在我国的人口(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从三岁启蒙教育起就应配发义务教育卡。卡里充值义务教育的所有费用。无论其父母在什么城市打工,仅凭这张义务教育卡便可在当地入学享受当地户籍学生的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同时当地学校也能因学生的入学收到一笔足够的教育费用(包括硬件设施费用和教师工资费用)。让义务教育卡成为不受地域限制的全国通用卡。让学生选择城市教育水平而就读。如果该城市入学的学生多,这个城市入账的教育费用就高。

国家义务教育法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监督和实施,笔者以为首先中央政府要解决城乡基本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制定中央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问题。在这个在过程中,政府可否加大对私立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补贴,提供建校场地,并硬性规定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收费标准,减轻农民工的负担。被流入的城市政府可否针对农民工子女上学进行补助政策。补助方式能否这样:一是对学生进行政府财政资助、补贴;二是对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校进行资助,以流入地学校为主。

在中国落实义务教育首先得实现城乡公平、区域公平。要实现这两个公平当然还有一段路要走。坑坑洼洼刮风下雨在所难免,但只要我们眼前浮现出那一张张红扑扑可爱的小脸蛋和一双双企盼的眼睛,我们的心就应该震撼,就应该愧疚,就应该在受教育同等权利上为他们扫清障碍,一路绿灯。改革开放三十六年了,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数亿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我们应该为歧视他们的孩子而感到耻辱。今天的农民工孩子不再是农民工的继续而是明天城市的主人。城镇化的进程应让中国的上千座城市一手牵起农民工家庭,一手牵起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让农民工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再不是二等公民,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流动劳动力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上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