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陕西绥德汉画像石迄今为止共发现500多块，如此之多璀璨的艺术品非一人所为，而是诸多造型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同一时代，造就了众多的艺术精品，值得我们反思，先人们是如何具备如此高超的造型能力的。经济远不及今日之发达，资讯也远无今日之快捷的汉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想象力指引他们创作出灿烂的汉画像石艺术精品的，而支撑这种想象力的观念又是什么？

【关键词】绥德 画像石 造型者 艺术精神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汉代的艺术以深沉雄大且质朴无华，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和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汉画像石是附属于墓地、厅堂、阙等建筑物上的石刻艺术和建筑构件，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常见的是岩面平整的细砂岩板石，后经打制磨光、墨线勾样浅刻浮剔，最后敷色绘彩而成的综合艺术作品，在我国汉代石刻艺术史上，陕西绥德汉画像石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两汉时期是中国人物造型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期，统治阶级趋于正视现实，用基于真实的形象来表达思想。儒释道相糅的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在绥德的文化传统中，处于此时代的陕西绥德画像石创作者们，其艺术风格正是在受汉代艺术精神的主旋律影响下发展形成，众多高超、精湛的艺术品体现了他们丰富的造型艺术想象力。

在绥德汉画像石墓石的横额中，最为显著的是上栏中的装饰带，这种装饰带在为活跃整体画像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墓室整体画面生动、活泼，并且通过花卉的曲折缠绕、重复构成来表现仙气缭绕的世外逸境。装饰纹饰中有云絮纹、阴线双钩纹、绶带穿壁、犁头云絮纹等，其中有些是单独纹饰，有些则是珍禽瑞兽穿插其间，也有少量没有规式的纹饰组成。这些装饰纹饰绚丽多姿，在画面上点缀出一幅幅繁花似锦的绚丽图景来，有些纹饰与动物巧妙结合、穿插，使画面具有无限张力，这是在前人的造型基础之上的创新，将优秀的造型语素传承之后结合自身所需，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创造。

艺术是以积累的方式延续的，这应是认识艺术历史的纵向发展的出发点，而且还要从中外文化发展史的横向对比中寻求异同，以利于中西合璧的创作交流。[1]看似天马行空，随意为之，但其实不是无意识的创造，绥德汉画像石创造者是在对整体墓室画面缜密构思之后，对造型严谨安排之后的自由洒脱，这些纹样与原始图腾以及秦代传统图案是一脉相承的，是融合前人造型的新的创造。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中诸多场面，无论是狩猎骑射、车马出行、交通宾朋、宴饮歌舞中抑或其他人物、动物等造型，皆是准确的结构之上的灵活表现，一切物态，皆成为了美的化身，这正是庄子美学观念的集中体现。汉代画像石艺术家们的透视、洞见、想象，亦即庄子之所谓的“明”，把握住事物之本质，也是纯洁人性的直接表露。

汉画像石创造者们对历史传承，风土人情，故事解读，自我艺术体现以及画像石技法均熟悉掌握，有很高的理性审美能力。分析绥德汉画像石整体装饰结构设计，下部分造型都要大于上半部分，以黄家塔9号汉墓为例，位于上部分的横额左右角为日月轮，外栏与竖石栏是卷云纹与羽人斗兽、翼龙、麒麟、仙鹿、白虎、朱雀、青鸟、仙鹤等神兽灵禽组成的画面，在卷云纹轻盈飘逸中穿插出各具动态的珍禽异兽，使画面动感十足。（如图1）位于下部分的正中的门扉上刻有的朱雀、灵犀，中间刻辅首衔环，环内刻一丹凤，祥云嘉禾点缀其间，体现华丽祥瑞之氛围。整体的造型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要大出许多，为使画面的重心稳定。左右竖石内栏是东王公、西王母的昆山神坛图，下位拥彗门吏，门吏造型在整体画面人物造型中属最大，这较好地体现画面的稳定性，最下格为玄武，玄武的造型横跨竖栏的两格，以基座的形式起到稳固的作用。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这样阐述，一个视觉式样的底部应“重”一些。这种说法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说，要在底部加上足够的重力，以便使整个构图达到平衡。二是说，使底部达到“超重”的程度，以便使底部看上去比顶部更重要一些。[2]

因此可以得知绥德汉画像石的创造者们对画面的整体结构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在熟知美的规律之上的结合需求的创意。绥德汉画像石创作者们对创作主题的理性分析和深刻领悟，对形式美法则以及造型规律的熟悉运用，加之精湛的石刻技法，才创作出既有理性审美又有感性想象的精湛的艺术作品。

绥德汉画像石中的故事有了镜头语言的体现，打破了以往的构图形式，创新了分格表现主题的手法，更有了一种连续画面的展开美。整体墓室画面可以分为不同的景观，远景为最上层，横额部分，通常表现为神仙境地，狩猎、出行等大场景，人物较小，数量较多，既表达了一种宏大的场面又给人有疏远和高不可攀的敬畏感。中景为两边的竖石，通常由西王母戴胜跽坐或由执笏门吏组成，下面多为动物与植物，从上到下逐步与人世生活接近，造型也逐步由小变大。竖石外栏通常不变，为装饰纹样，与横额连成一体，保持画面的整体感，内栏通常有变化，更有分格表现具体的镜头。近景为大门，居于正中，占据整体墓室画面最大位置，表现最接近生活的内容，具象的人间大门居多，既是门又用于装饰。从画面的远、中、近景即可看出汉画像石造型者们高超的想象力和视觉解读能力。

以四十铺画像石为例，1975年4月在绥德四十铺出土，原石现存于绥德汉画像石博物馆。此画像石左竖框内栏人物图上下共七层：一层二人对坐，左者出二手，右者出右手擁袖相握，旁置一樽；二层二人席地而坐，其间置六博案；三层人人对坐，中置一壶，个人手执一箸，箸为阴刻，有三箸已投入壶内；四、五、六层每二人为一组杨袖甩袖席地作舞；七层为一人着华服，戴进贤冠，执便面右视而背坐；下为五枝数。右竖框内栏人物分五层，每二人为一组，有对坐的有排坐的；唯三层一人跽坐执幢节面右与一竚立者对语。每一层中的人物相似，只有动态的略微改动，连续的画面内容，交代故事的不同阶段，因此如电影中的分镜头一般。

绥德汉画像石的布局安排，常见的横额为整条造型、竖石多分两栏，也有很多新奇的划分形式，有双排分成小格、也有大小格不同。绥德汉画像石造型者们创造性的随着故事情节变化，使画面有了镜头感，如同连环画一般，人物在细微变化之间有了动态的连续效果，是绥德画像石创造者们创新意识的重要表现。

绥德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精神与崇尚简朴素洁的汉代社会风气相一致，游牧民族与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和面貌。绥德汉画像石超越了现实，突破了理性和常规，加之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象征意义的形象加以表现，酣畅淋漓地将心中情感主观地表达。

绥德汉画像石中狩猎、会客、煲厨，根据不同主题的需要，既表现墓主人的理想状态，又要将作者主观审美注入，没有受到框格的限制，说明当时的艺术家有自由、轻松的创作心态，也说明了当时整个时代的审美诉求。是什么造就了汉代的造型艺术家的丰富的想象力，溯本求源是在以提高精神追求的在中国艺术之精神观照下的想象的发挥，一种全民族的想象力的共同创造，于这种心境中完成的艺术作品自然能空灵动荡而又深沉飘渺。

总结绥德汉画像石造型艺术，是在总结继承前人成果之上，结合自身所需的创新实践。这种创新是结合理性的审美在内的，在慎思之后的自由想象。在想象的同时，创意性地在平面中划分出镜头语言来，可以说是人类造型艺术想象的珍贵财富，而这一切与汉代的文化精神紧密关联，是在中国汉代艺术精神观照下的造型想象力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苏连第,李慧娟.中国造型艺术[J].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J].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