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六朝以前的人物画主要以装饰纹样的形式存在，作为政教工具使用，其艺术价值是附庸于实用功能的。六朝时期玄学的兴盛引发了审美的觉醒，使艺术性成为绘画的基本价值。中国人物画在六朝形成了独立完整的艺术体系，以绘画性取代了传统的装饰性，并形成了鲜明多样的绘画风格及样式，对于中国绘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六朝 人物画

六朝以前的人物画，严格地说应称之为人物造型，主要可分为纹样和绘画两大类。

纹样造型是以图案的形式依附于各种器物之上，起到装饰的作用。从原始社会的《人面网纹盆》、《舞蹈纹盆》等，到奴隶社会时期的青铜器，以至后来如服饰、漆器、木器、陶瓷、皮革、砖石（画像石）等载体，都需要装饰。不同的工艺技术对装饰纹样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出现了不同造型风格的人物形象，但是所有的人物造型基本都是以一个身份识别符号的形式出现的，其作为装饰纹样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这是六朝以前人物造型的基本特点。

原始社会的岩画、地画、壁画、长沙战国楚墓帛画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等，都是比较纯粹的平面绘画。即使在这样的作品中，造型的图案化和装饰化风格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由当时大的艺术环境所决定的。就其内容而言，主要也是为政治宣扬忠孝，为宗教超度灵魂，通过讲故事而“成教化、助人伦”，这也说明当时的绘画只是处于工具地位，并不具备独立意义的艺术价值。

六朝人物画艺术创作指导思想的变革

六朝是继战国之后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玄学的发展对六朝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

与所有乱世一样，六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在偏安的政治体制下，玄风大盛“与尼父争涂矣”[1]。在玄学的推动下，自然人的个体属性开始从整体的社会属性中独立出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个性的独立与解放。按《世说新语》的记载情况：人物乐于表现个性，社会则津津乐道，文字又乐于记载，可见在当时已形成了全社会的风气。

六朝“清谈”是汉末“清议”体制的流变，在谈玄论道的同时，也保留了“清议”时代评论人物的属性。当个体一旦独立，评论也自然转向了人的自然属性，如形貌、气质、格调、精神状态等，最后由形入神，品评人的神情风致，完全变成了对人的欣赏，对人自身美的讨论和认识，由评论转向了审美。当时士人名流论人，必言神情风致，“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2]其他如“玉树临风”、“壁立千仞”等，完全是对人的审美。再经过长期的推动，形成了整个时代审美的觉醒，并推广到了山水、花鸟等自然领域。

审美一旦觉醒，作为美的记录工具的文学、艺术也就同时觉醒了。审美的推动使它不能再满足于“文以载道”、“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地位，而必须开始寻求其自身的基本价值，这个基本价值就是它本身的艺术性体现。以绘画为例：六朝以前，绘画的基本价值是它的功利性，这是游离于绘画本体之外的；而六朝时期，审美活动的加入使得以前所不曾涉猎的绘画对象的形貌、气质、格调、神情风致等各种细节特征成为了绘画新的审美要素和表现内容，导致画面的信息量急剧增加，旧有的形式语素如造型方式、表现手法、规格样式等再也无法满足新的表现需要了，绘画不得不进行表现形式、方法等自身艺术性方面的探索，这就必然引发了绘画形式语素全方位的变革，从而使艺术性成为绘画的基本价值。

新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对象的个性及其独立特点，因此也就自然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化符号形象，人物造型开始各具面目。又由于信息量的增加，旧的小型化造型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信息元素，被迫扩大面积，因此人物造型开始放大。至于神情风貌等要素则属于全新的表现内容，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一探索的结果便是用绘画性取代了传统的装饰性。

六朝前期在玄学的影响下，士族阶层仙风道骨、超绝尘寰的审美理想成为整个社会的审美时尚，反映在绘画中，早期的人物画形象是消瘦修长、超凡脱俗的冰清玉洁之人，是“大幽之玉女”、“上王之美人”，称为“秀骨清像”，给人一种远距离、仰观的审美感受。陆探微画人物“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凛凛，若对神明”[3]，从现存的美术作品如龙门、云冈石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等也可以看出这种风尚。

侯景之乱后庶族的地位渐渐提升，掌权的新兴地主贵族阶层世俗化的审美取向，对感官刺激和表层愉悦的追求渐渐成为主流。反映在绘画中，到梁代张僧繇创“张家样”，“面短而艳”[4]，造型丰满可爱。这一画风成为二百多年间的主流，为数代画家追随，是六朝人物画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至唐代画圣吴道子也公认出于张僧繇。而北朝北齐画家曹仲达则创造了“曹家样”，风格独特，被称为“曹衣出水”，严谨表达人体结构和肌肉特征，在北方有较大影响。

从表现形式看，主流的绘画形式是勾填法，即线描着色，“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5]，也就是谢赫六法中的“随类赋彩”，现在存世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都是这一绘画形式的代表作品。另外除着色画之外，中国画的白描及水墨形式也是自六朝始创的，工具的方便使主观表现的随意性成为可能，而工具的作用也被大大强化。例如白描，曹不兴始创，作有《一人白画》[3]。而王献之“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乌驳牸牛，极绝妙。”[3]便是文人墨戏的始创了。

从曹不兴始创白描，中国画线条开始独立，传统的线条为“春蚕吐丝”式，均匀绵密；陆探微第一个吸收书法笔意，“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精利润媚，新奇妙绝”[3]。这种变化启发了张僧繇线条的“点、曳、斫、拂”以及吴道子的“离、披、点、画”，“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3]。变传统密体为疏体，大大丰富了绘画技法，形成中国画线条的大解放，使中国画出现了新的面貌。

至于画面整体的关照，也表现出画家的艺术修养和主观能动性，例如人物画的配景，就很注重与主体形象的呼应关系。“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2]而后世形成模式化的“款题图画”，清人认为始于苏米，但在上文提到的“误笔成牛”典中还讲道：“又书《牸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3]看来款题可能是始创于王献之的了。

综上所述，六朝人物绘画造型语言的变革，充分体现了艺术“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艺术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因此，六朝人物画艺术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著.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牟世金译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5.

[2]刘义庆.世说新语.〔南朝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3]〔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4]〔宋〕米芾.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陈寿著.三国志注译,方北辰注译 [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