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T·阿多诺曾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认为艺术的商品化是对艺术特性的摧残扼杀。近年来以选秀为特质的电视娱乐活动悄然兴起，这项起于欧美的活动如今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效应，超女、快男已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江西卫视应运而生的“红歌会”以红色文化为题材，进行了新的内容的产业创新，在经济和文化上均取得新的历史效果，文章正是立足于历史与当下的对接，在对红歌会的关照下，思考陕北民歌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艺术商品化 红歌会 陕北民歌

20世纪西方马克思著名学者T·阿多诺曾用他的“否定辩证法”为原则，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提出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他认为20世纪，西方艺术呈现的一个倾向就是“艺术的工业化、商品化”，也就是艺术成为了一种“被定制的商品”或多或少按照计划而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 这种产品是为大众消费度身定做的, 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1]他的这一预言在20世纪60、70年代，关注的焦点也仅仅是欧美的一些艺术商品化的苗头，但不幸的是他的预言竟然在21世纪成为现实。一方面，艺术的商品化已经打破了他曾经担心的“高雅”与“通俗”的西方艺术的界限，使得艺术的概念进一步模糊、泛化；另一方面，却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经济形态，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艺术商品为例：《阿凡达》、《美国偶像》等。类似这样的文化工业活动在21世纪的今天已不再新鲜，它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再来回望智者阿多诺的批判“个体的本能冲动是如此容易被满足、被转移, 它与社会总体性之间的对立很快就可以被消弭得一干二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概念, 也早就被文化工业所挪用过去了, 文化工业甚至还力图为我们展示一个符合自由主义观念的世界, 并将这个世界当作现实兜售给我们”[2]。可以感到智者的预判是何等英明。“艺术商品”似乎已打破了“个体”的界限，的确如此，但是他担心的商品化背后的艺术庸俗化确实产生了。我们以此来关注近年来我国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节目，的确鼓励了一批优秀的青少年展示自己的才华，走上了艺术舞台，但同时也滋生了一批渴望成名，而没有才干的妄想者，也是一般民众迷惑了艺术的品位问题。这样我们的一些媒体工作者，进行了反思，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主题鲜明的节目，如江西电视台的《红歌会》就是这样，既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又向民众宣传了党的红色文化，可谓有着积极的意义。笔者在此正是想通过《红歌会》的运营分析，来思考“陕北民歌”作为特色的地方音乐文化资源，可否进行良性的商品化运作作一次学术分析与论证。

“红歌会”是江西卫视开展的一项以“红色经典歌曲”为基本内容的大型民众歌手选拔赛。这些红色歌曲的题材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历史题材以及随后发展的历程有关，包括：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健康歌曲，以及一些优秀的传统民族歌曲，此外还增加了世界各国的经典歌曲。

1.简述“红歌会”的历程

首届“红歌会”的选拔赛于2006年由江西卫视开展，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首届红歌会是当年江西省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活动之一，由于精彩的组织、演出及广泛的社会效应，已被纳入当年江西省委“2006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十大有影响的活动之一”，也被江西省委宣传部列为江西省红色文化品牌活动的打造目标。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江西省委省政府的表扬与肯定。

第二届红歌会以北京大学为主场，而日期则定在5月4日，不但将受众的目标延展至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大学生”，也将“红色歌曲”的曲库上限延展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种双重组合，一方面扩展了新的听众与参与者，另一方面将教育的材料进行了适当合理的扩充。

第三届红歌会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的十大文化品牌之一”，也成为了一档集娱乐、教育、群众参与的重要文娱节目，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也特批成为了可以在“黄金时段”“直播”的大型选秀节目。

第四届红歌会的主题为《我爱你中国》，又吸引了来自美国旧金山的爱国华侨组成的“红歌助援团”，使得观众、选手共同为祖国的60华诞庆生、喝彩。当年《中国红歌会》也成功入选“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的60个广播电视栏目”之一的殊荣。

第五届红歌会由于得到群众的密集关注、选手的激情参与、各界领导的大力支持，规模盛况超过往届，更加庞大，首次开设了“十大赛区”。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红歌会》虽为一档电视娱乐节目，由于主题鲜明，定位准确，从一开始就一路飙升，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市场的广泛认可，那么作为经济活动和文化产品，它背后的价值又是如何定位、操作和实现的呢？

2.“红歌会”的社会效应及其运营分析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感动。“单纯从艺术形态来讲，红歌会属于选秀节目”，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选秀节目。选秀节目往往以流行和时尚为主，而《中国红歌会》是流行与经典的结合。

新华社曾经发表评论文章说：“在一批低俗节目和不良广告被陆续叫停的同时，中国红歌会现象唱响了大众传媒走出低俗的先声。”自2006年举办以来，全国共有27万多人报名参与，收看红歌会的观众超过2亿多人，1000多万人通过短信、电话、网络表达对红歌会的喜爱。

红歌会的运营模式分为三大主体：前期飙歌；主场晚会；后期巡演。所谓“前期飙歌”就是一种总动员的预热效应，通过大家熟悉的歌曲（如《十送红军》、《东方红》等），来唤起大家共同的记忆，引起大家对活动的关注。而主场晚会除了上面说到的特定主题外，还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评委嘉宾，这个阵容包括：赵季平、雷蕾、滕矢初、王佑贵、于文华、谢芳等，极大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而后期巡演，则是将获奖选手进行统一包装，整合演出资源，进行广泛的大力宣传，可谓巩固成果。

陕北民歌是我国重要的黄土高坡的地域性民间歌曲，主要流行在陕西北部地区，其品种有“信天游”、“山曲”、“酸曲”等。其特点为在结构上用“比兴”的艺术手法进行抒情。传统的题材往往以讲述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为主，在内容上以劳动人民的生活、爱情、苦难为主，如《走西口》、《兰花花》、《人家都在你不在》等，展现了特殊的环境造成的特殊风情。“山曲所流行的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土壤疏松，平时干旱少雨，一旦下起雨来又会造成水土流失。过去这里的人民生活困苦，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逃荒方式——走西口”[3]，这样也就呈现出了特殊的悲欢离合。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到达陕北，陕北的解放区得以建立，一些新的内容、形式的陕北民歌开始产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笔者以为，这些民歌的再研究与推广有着极大的潜力与意义。

1.陕北民歌红色音乐的艺术特点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在其《西部音乐论》中，对陕北民歌在近代的发展概况为“革命为西部音乐灌注新质”，他认为“唯有与音乐一体化的生活改变了，音乐才会变；唯有与音乐一体化的生命及其在世状态变了，音乐才呈现出新质”[4]。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同时出版了《边区音乐》、《歌曲》、《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为陕北民歌的研究建立了基本队伍。接着1942年毛泽东同志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此以后，根据地的音乐生活面貌焕然一新，音乐工作者从群众的斗争生活中真正获得了广阔的创作源泉，进一步掌握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语言和形式，创造出了大量民族特点鲜明、艺术形象生动的音乐作品”。自此，陕北民歌取得了质的飞跃与发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代表作，如《东方红》、《边区十唱》、《拥军花鼓》、《生产忙》、《南泥湾》、《军民合作》等，以及一批优秀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兰花花》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陕北民歌宣传推广的可能手法

艺术商品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项专门的课题，产生了新的学科专业——“艺术管理学”。笔者认为，在陕北民歌的宣传和推广研究上，应注重两条规律：一是作为商品化的市场规律，这要求任何商品的运作都要通过合理的商品运作渠道，要符合市场规律，不能主观判断，进行臆测；二是要注意作为艺术的音乐，尤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它的非视觉性，就造成了它的宣传包装不具有直接客观性的平面模式，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些特点。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学习借鉴“红歌会”已有的历史经验，笔者认为，红歌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在于其严密的市场分析，准确的市场定位，他们一方面分析了“电视选秀类节目”在当今全球化的基本运行特点。选取了“红歌”作为突破口，来进行收视人群的精确划分，这样寻找到了突破口，接下来在操作中，旗帜鲜明地寻找宣传主题，“长征主题”、“五四主题”，并联系“南昌起义”、“北京大学”相关的历史场景，进行时空互动，强化了主题意识。接下来，推向市场的手段就是红歌CD，网络音乐宣传，同时使得KTV的红歌操练具有了群众的参与可能性。我想这些经验都是宝贵而有益的。

首先，在第二个问题上，音乐作为其特殊性而言，就是它的非直观性，那么在宣传上就要选择易于上口、百姓熟悉的“陕北民歌”作为突破口。其次，要进行新的包装与创新，因为地域特点，陕北民歌的音色、音区都极为高亢，一般的原汁原味，很难做到，就要进行新的改编、创作。再次，可以进行相关的演艺宣传，如采用“黑鸭子合唱团”进行多声部的合唱、阿宝的新民歌路线都可以扩展受众群体。在此，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如Flash、动画等网络形式，将陕北民歌的故事音乐整体化推向市场，同时制作精良的卡拉OK伴奏，让其全面地接受市场的检验。我想，在这样的努力下，陕北民歌研究与推广能获得更大的受众面和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T.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 ed. J . M. Bernstein , London : Routledge ,1991 , p85.

[2]凌海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2003,02.

[3]罗艺峰.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4]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