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士人由于受到封建专制政治的压制和宗法伦理的框束，内心常具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孤独意识，因而他们表现出的孤独意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传统。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意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以战国末期屈原为代表的一种文化先觉者的孤独；汉魏六朝时期士人的孤独意识表现最典型的当属陶渊明，他的孤独除了社会存在的孤独外，还有一种宇宙意识觉醒的孤独；李白作为初盛唐文化环境中文人孤独意识的代表，他的孤独是一种人格的孤独。

【关键词】 孤独意识 类型 屈原 陶渊明 李白

本文所说的孤独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其重要表征是主体与客体相疏离所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就中国古代文人的具体情况而言，孤独体验又可分为外在孤独与内在孤独两种情况：外在孤独是由于主体人际交往的匮乏而导致，内在孤独则因作家理想才华在现实中不为人理解、无以实现而产生。可以看出，孤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并非中国古代文人主动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情势使然，因此很难通过现实的活动予以改变，这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内心总是积聚了强烈的孤独意识。

叶嘉莹先生曾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尽得者，而诗人的理想又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而此渴望与悲哀更不复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有一种极深的寂寞感。” [1]叶先生这段话指出，中国古代那些有抱负有才能有个性的士人，由于受封建专制政治的压制和宗法伦理的框束，经常处于不被人理解，有时甚至遭人拒斥的境地，因而怀才不遇的孤独意识和时不我与的悲怆情感时刻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也正因为如此，孤独意识成了我国古代进步士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孤独意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传统。

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屈原出身贵族，自幼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接受了北方儒家的政治理想，他在《离骚》中一再赞美尧舜仁政，“依前圣以节中”；在《怀沙》中主张“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勤奋学习，“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劝导国君改革弊政，效法尧舜。但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不为国君所理解与接受，昏君谗臣容不下他，他一再地受到政治上的放逐，始被贬于汉北，襄王朝放逐于陵阳，此后九年，又被放逐到南荒辰溆，忠不见用，志不得伸。不但昏君谗臣疏远放逐屈原，甚至他所培养的许多学生也背弃了他，这使他倍感凄凉孤独，在远离故国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孤独憔悴，痛苦郁愤。在《离骚》的最后，屈原说：“国无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最终以自沉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由极度的孤独愤懑而自杀，它显示了诗人决不觍颜从俗、枉道从势的人格，首开中国古代文人用自杀结束人生孤独的道路，影响到后来的司空图与王国维等人。

屈原的孤独表面看似是因为政治上的孤立，实质上则是一种文化孤独。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理性主义思潮蓬勃兴起的时代。屈原的人格情操，正是在这时代精神的孕育中形成的，正如林庚在他的《屈原的人格美与“民”字解》一文中所说“屈原的伟大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2]但是楚国文化深受原始野蛮风俗影响，在政治制度方面还残留着许多氏族血缘的痕迹，国君与大臣重视直觉，目光短浅且心胸狭窄，这一点远比不上中原各国，吴起在楚国的遭遇就说明了楚地的文化心理是极为保守的。因此，屈原改革图强的理性精神与政治眼光在当时不为周围人所认同，甚至他的学生也不理解他。因而屈原与楚王及其他臣子的矛盾，是他的理性精神与原始野蛮的政治、宗教文化心理的冲突，他的孤独，是文化先觉者的必然遭遇。

伴随着国家的统一，建功立业、奋发向上成为时代主潮。屈原低回孤独的心音，变而为枚乘、司马相如等大赋中磅礴雄壮的旋律。而到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险恶，时局动荡，战乱纷迭，国家分裂，人生离散，士人的政治理想被现实无情地粉碎，因而汉初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为人生无常、孤独觍颜从俗悲凉的情绪所取代。正如袁济喜所说：“此时的孤独、痛苦，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历史上是罕见的。”[3]这一时期，既有人生离散的孤独，也有世无知己的孤寂。既有流寓异乡之孤苦，也有门阀制度下寒士的孤吟。孤独意识之所以能够弥漫整个士林，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社会政治原因外，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由于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个体内心的压抑束缚大为减轻，从而体味到了人的感性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4]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自然使得士人们感受到了乱离之世人生的短暂渺小与孤苦无依，从而促成了孤独意识的群体发生。在这一时期众多的文人中我们选取陶渊明作为代表进行简单分析。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在儒家“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的用世思想影响下，怀有建功立业、“大济于苍生”的宏大抱负。同时，他生活的东晋时期，由于儒学早已衰微，玄学充分发展，思想界出现了空前自由活跃的局面。“人的觉醒”带来了人的个性和人的自我意识被肯定，在社会思潮和理想抱负的共同作用下，诗人于29 岁开始步入官场。然而东晋又是一个门阀统治森严，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很多知识分子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在这种“八表同昏”、一片恐怖的社会情势下，像陶渊明这样身处寒微的一介书生，要想在仕途施展才华，驰骋“猛志”，又谈何容易，所以在历尽坎坷的十三年中，他只是时断时续地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之类小官。为此他一再发出事业无成之慨，深深陷入理想破灭的痛苦之中；由痛苦而寂寞，由寂寞而刺激自己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觉醒。在这种激烈的矛盾中，他选择了田园，也选择了孤独。但陶渊明更可贵的是超越了小我，把整个人类作为思考的整体，在自然乃至宇宙的宏阔背景上，思考人类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宇宙孤独意识。如其《形影神》其一云：“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藉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天地山川永在，草木凋而复荣，唯有人最可悲，既不能长生不老，亦不能死而复生。在诗中，陶渊明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孤独与无奈。其《扇上画赞》也说：“缅怀千载，托契孤游。”面对人生的孤独，屈原选择了自杀，而陶渊明则选择了自然田园。归隐田园，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是其超越孤独的重要途径。其《归园田居》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从田园风光中感悟人生，超越孤独，获得了安慰和怡悦，并领悟到大自然的真趣，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诸诗所写。

在中古社会的动荡乱离之后，强大的唐帝国的出现，扫除了士人心底的阴霾，激发了他们的雄心壮志。而且唐代的文化思想极为活跃自由，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家独立自由的人格，禅宗对于人生心性的觉解，纵横家的张扬作风与游侠的狂放不羁等思想风潮对唐代文人尤其是初盛唐文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大体来说，初盛唐文人都表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人格特征，比如王勃、陈子昂、李白等人。他们一方面汲汲于功名，另一方面又处处张扬个性。但是在统一王朝，要想建功立业就必须进入官僚体制之中，而官僚体制总是要压抑或者同化人的个性，因此初盛唐文人狂放不羁的人格与建功立业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狂放不羁的人格既使得他们难容于官场，理想无从实现，更使得他们的行为难以为他人所理解，因此他们总有一种怀才不遇、曲高和寡的孤独感受。正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一诗中所悲叹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说，正是由于初盛唐文人狂放不羁、孤高自诩的人格导致了他们的孤独。以下即以李白为例加以说明。

受儒家思想影响，李白少时就“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其豪侠性格加上非凡才华，使他非常自负，“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但李白的自大与自负却常常与现实相对，从而使诗人陷入孤立无托的境况：“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复将落叶并。”（《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天宝初，玄宗征召李白入京，任翰林学士。但李白狂放不羁的人格、“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犀青琐贤”（《玉壶吟》）的行为显然难容于官场，天宝三年，玄宗赐金放还，功名理想顿时化为乌有，强烈的遭世遗弃的孤独感汹涌而来。除了政治遭弃外，李白的孤独还出于自己主动的选择，他不屑于与那些靠谄谀皇帝而获得富贵的小人为伍。如其《古风》二十一云：“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朝鸣昆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因此，可以看出李白孤独意识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其独立不羁之人格，他在主观上既不屑于同时在客观上也不能融于周围之环境，因而产生阳春白雪，盖世和寡之寂寞。

降及晚唐，由于藩镇割据，朝廷控制的州县大为减少，导致官位紧缺，加之朝政腐败，朝中清要职位多为朋党所居，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升机会很少。且此际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寒士在科场上长期受困，《旧唐书·王起传》云：“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5]这使得晚唐士人在政治上常常具有一种孤立无援之感。面对时代的衰败以及自身前途的黯淡，他们转而从女性的脉脉温情中寻找心灵的抚慰，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6]然而，为了追求功名，他们被迫远幕依人，不得不与自己喜欢的人忍痛分离，这使得他们在个人感情上也显得寂寞孤苦。可以看出，晚唐士人孤独意识的形成与晚唐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而在唐代以后，士人们在政治上失意孤独之时，往往从佛道思想中寻求精神的超越，宋代的苏轼即是一个典范。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此后孤独意识对文人的影响开始消退，故不赘言。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文人孤独意识流变的描述，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战国末期的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士孤独意识萌发期的典型代表，他的孤独主要是一种文化先觉者的孤独；汉魏六朝则是孤独意识风靡士林的时期，文士孤独意识表现最典型者当属陶渊明，他的孤独除了社会存在的孤独外，还有一种宇宙意识觉醒的孤独；李白作为初盛唐文化环境中文人孤独意识的代表，他的孤独是一种人格的孤独。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17.

[2]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6－67.

[3]袁济喜.人海孤舟——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2.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82－183.

[5]旧唐书[M].卷一百六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