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善的种子在人们心中大面积死掉，颓势就难以改变。

■我们的文化中还缺少反思、缺乏忏悔。

■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省日照市有一座“好人广场”，广场的大屏幕上全天候播出这座城市涌现的“好人事迹”。在人们为之叫好的同时，也有人感叹，当今社会的好人还是太少了。著名作家梁晓声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好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文化，对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记者：作家是“讲故事的人”，故事往往是虚构的，所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今天的作家对于社会现实关注得太少了。但我们发现，这些年来，您对当下的观察和思考，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为什么？

梁晓声：我最初的社会角色是小说家，小说家以虚构作品为创作的主体。当然，有好多小说家也写散文，但写得应该没有我这么多，也有少数写杂文的，但也不会像我写得这么长。我是两支笔同时在写，一支笔在进行虚构类的创作，另一支笔在关注现实。当然，很多虚构类的作品也是在反映现实。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拿起关注现实的那支笔？

梁晓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个拐点，首先就表现在经济上。当时的经济情况太差了，举个例子，那时候出国要发置装费，一般知识分子或是干部出国，买一套衣服要八九十元，如果没有置装费的话，人家可能就不去了，因为拿不出这个钱。我们这代人都很支持改革，因为深切感受到过去那个时代太不堪回首了。后来企业改革，砸掉铁饭碗，工人们也是支持的。但再后来，经济发展得快了，拉大了人们物质生活的差距，就带来了一些后遗症。

我写过一篇小说《钳工王》，主人公是军转民的大厂工人，下岗失业，生病医药费也不能报销，就想自杀，不给厂里添麻烦了。这是真事，这样的事情冲击着我，就不能只写虚构的了，而必须把现实记录下来。

记者：在这样的记录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批判的冷峻，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但无论是冷峻还是温暖，您的笔触似乎都很节制。

梁晓声：可能是因为我后来当了政协委员，能够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把一些问题提出来，我在那里的提问，会提得相当尖锐、相当迫切、相当强烈。我想，既然在影响中国底层命运的那个平台上已经发出声音了，在我的作品中，就不想写得太灰暗、太冷感，还是要加上人性的暖度，给人们带去希望。

人道主义就像“种牛痘”一样种在我心里

记者：无论是描写不堪回首的知青岁月，还是记录有些“郁闷”、有些“忐忑”的当下，您的笔从未停止过对善的描述。为什么要不断放大普通人的善和美？

梁晓声：这和我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经历有关。我和很多同代人的阅读过程是相反的，他们先读的大多是中国民间故事、神话故事，然后是中国小说，再逐渐读到西方文学。

我出生在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城市，被誉为“东方巴黎”。那时新华书店里的欧洲名著很多，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作品，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都有。一接触西方文学，我马上就被吸引了。

当然，我也读中国小说，比如我们的四大名著。现在大学里有门课程叫比较文学，在少年的时候我没听说过，但我也本能地进行了一些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我更倾向于欧洲文学。比如《水浒传》，其实书里有很多内容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像武松杀嫂的情节，当然应该复仇，但是需要“剖胸取心”吗？这样的残忍，我接受不了。

记者：对人性中的恶，有种本能的抗拒。

梁晓声：对于这样的人，我不能产生特别的好感，即使他是大英雄。雨果的《九三年》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巴黎起义，革命联军领袖郭文把头号公敌放了。当时那个公敌被围困在一个城堡里，那里还有一对流浪夫妇和6个孩子。公敌饿得寸步难行，流浪汉就给了他一块捡来的面包。之后公敌从城堡暗道逃了出来。一回头，发现联军正在烧城堡，他觉得自己之所以能逃出来是因为那块面包救了他，就返回去救流浪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回去，他就被俘虏了。郭文听说这件事后，就将他放了。郭文说，我不能绞死一个一小时前还救了人的人。后来，郭文上了军事法庭，被绞死了。

记者：因为敌人的善而放了敌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人性描写。

梁晓声：雨果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不知道这样太理想化了吗？雨果后来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的理想主义就是人性所能达到的那种正直、正义和善的高度。这种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像“种牛痘”一样种在我心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所以，我要不断去描写好人，描绘善良。我曾写过一篇叫“好人书卷”的散文，20年前，我甚至想和几个人合伙创作一本杂志，就叫《好人书卷》。

记者：后来为什么没出版？

梁晓声：这本杂志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奇怪，太不市场化了。我找了几个出版商，最后都没成。还有一点，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道德”和“伦理”就几乎成了贬义词，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泛道德论”的帽子，成为“伪道德主义者”。当你被这种文化裹挟着，当很多人觉得道德伦理都是伪的，谁说的最多谁就最虚伪的时候，《好人书卷》的命运可想而知，大家出于自保就都不说都不写了。

好人绝对不是老好人，也不是平庸的人

记者：现在一提好人，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奈，“好人啊”，好像说这个人没能耐，很窝囊；有时候又会把“好人”和“老好人”混为一谈。

梁晓声：我说的好人绝对不是生活中的老好人，也不是平庸的人。这个“好人”指的是“新人”，是更人文的人，是更符合我们所理解的文明社会的人。

记者：也是跟时代相适应的人。

梁晓声：没错，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应。梁启超说过，塑造“新人”是当务之急，他就提出要用文学造“新民”，没有“新民”就没有前途。

记者：那么怎么用文学乃至文化来造“新民”？

梁晓声：还是举雨果的例子，他在《悲惨世界》里写了一位“好人”——主教米里哀。米里哀把自己的房子、金钱，差不多把一切都给了穷人，当穷人冉·阿让把他的银盘子偷走了后，他还说，那些本来就属于穷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肯定是极少的，但雨果一定要把人性的位置摆在那，他以他的睿智看到了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和人们的心中大面积死掉，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这个国家的颓势。

记者：今天的人们普遍感觉我们的社会里善的种子还不够多，很多事情是突破底线的，有人因此而感到失望，甚至开始怀念过去。

梁晓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感觉做坏事的人少，是因为当时不凸显个人，大家都在集体中，除非整个集体都不做好事。那时，中国的城市格局也很像乡村，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等，邻里关系几乎是不能移动的，几家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一辈子，一个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谁要是做了一件坏事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这就让人本能地要求自己克制先天的弱点，我们称之为民间原则。

到后来，人们开始流动了，流动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忏悔、救赎的心。在我的《返城年代》中写到了红卫兵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深深地忏悔，我其实就是想塑造这样懂得忏悔的人的形象。

记者：我们的文化中讲“仁”讲“恕”比较多，但似乎还缺少反思、缺少忏悔。

梁晓声：的确，我们缺乏忏悔的教化。忏悔或许貌似无关轻重，但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在生活中被他人所真诚认同、信赖的几率就会大一些，这可能也会增加人的幸福指数。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记者：我们总说好人不多，但其实好人也不少，有时候往往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梁晓声：对。好人就在我们身边。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有位外国人把最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情况大家一起救人的视频编辑在一起。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绝对没有绝种，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们对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记者：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影视作品，对好人也不能假装看不见。

梁晓声：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的故事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

有人曾经问过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没有罪过感的状态。但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

记者：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梁晓声：非常可怕。举个例子，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他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

同样的，我在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国的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你想想看，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将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不是很可怕？

记者：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未来。

梁晓声：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善良会沉淀在孩子们的心灵里，他们的下一代便会自然地拥有“好人基因”。

记者：说到未来，文学曾影响了少年的您，您觉得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发挥文学的作用，去影响我们的未来？

梁晓声：教育是社会文明的太阳。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叫《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

记者：大作家给小学生讲怎么写作文，会不会大材小用？

梁晓声：别小看写作文这件事，它其实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也是人文自我教育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记者：怎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梁晓声：其实很早就想写了。因为“好人文学”影响了少年的我，我希望通过文学也能让善良沉淀在孩子们的身体里，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便会先天就具有“好人基因”了。

记者：您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善良？

梁晓声：我在这本书中举了很多例子。越战时期有一张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了，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我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这位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炮弹不是他投下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并且他没有罪恶感。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我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我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讨论了，第三种就也是可行的了，因为这并不犯法。

记者：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梁晓声：所以，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同样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突然我就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