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钟祥一直以 “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来宣传自己的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名城，它曾是很多学生向往的地方，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作弊学生群殴监考老师的现象，这给所谓的教育名城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6月8日下午高考结束后，湖北钟祥三中考点发生了监考老师被围攻事件，湖北钟祥三中考点，在高考结束当天“一举成名”。调查显示，这个艺体类考点一些学生计划作弊，但今年异地来的老师严格监考、作弊信号被屏蔽等措施使得多数人作弊失败，“恼羞成怒”。作弊失败后，学生与作弊团伙间也出现资金纠纷。据记者调查，在教育名城钟祥，作弊已形成市场链条，学校老师乃至有关部门人员涉嫌参与其中，应是作弊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 (6月20日《新京报》)

“教育名城”成“作弊名城”

我不知道这个教育名城的称谓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因为作弊得逞，升学率高得来的？不过，今天，作弊败露，应该叫“作弊名城”了。

为什么这里会成为作弊名城？报道中告诉了我们原因，作弊已形成市场链条，学校老师乃至有关部门人员涉嫌参与其中。6月7日下午，在抓作弊分子时，围观群众指责：“不要到这里来没事找事，没事就滚开！”工程师高峰背着监测设备在路上走，有群众指着他说：“滚出去！吃饱了撑的！”李金祥说，当地相关部门配合工作的力度也不够。由此可见，当地邪气已经深入骨髓了，正气正义成了“吃饱了撑的”，正气正义的行为在这里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是怎样的一种怪象？

面对如此怪相，其实不是当地政府部门不监督，不维护社会正义，而是出色的升学率能给当地带来名誉，给教育部门带来政绩。于是，相关部门沉默了，默许了，这是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仅滋生了高考作弊猖狂怪相，还滋生了其他怪相，比如污染经济怪相，比如开发商享受超国民待遇怪相，等等。总之，是一种狭隘的政绩观，虚荣的形象观打造了这种邪气猖狂，胜过正气的怪相。

当然，高考在这里之所以成为作弊经济，也和高考自身的机械单调，只看分数不看实际能力有很大关系，假如我们的高考看的是真本事，那些作弊打造加本事的人必然如跳梁小丑，贻笑大方了。这也和我们的大学教育缺少针对性有关系，作弊上来的考生照样可顺利接受大学教育，并顺利毕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教育名城”成“作弊名城”，不是学生与家长的罪恶，是地方诸多部门的罪恶，是高考以及大学教育的罪恶，或者说诸多罪恶在这里凝聚升华，于是成了罪恶爆发而已。因此，当我们在反思这起案件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案件背后的诸多罪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这个案件中发现问题的根源，并推动我们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殷建光）

抽离了正义的公平是伪公平

高考严格性在年年加码，考生无法作弊，“恼羞成怒”，攻击教师，还是让人颇感意外。钟祥政府认为“监考太严，少数考生没考好，学生及家长发泄不满情绪”；家长则普遍认为“我们要的是公平，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从这两种说法中，可以窥见一个地区的考场生态，也可以窥见高考竞争是怎样被扭曲的。

“不作弊就不公平”，很能代表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这种语境下的“公平”焦虑，其实是源于不在同一起跑线的紧张。理论上大谈公平，确实缓解不了家长的现实焦虑，当人人都在作弊时，不作弊要吃亏，作弊于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作弊的道德性，同步建立。在作弊被认同的过程中，实际上铸就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大家都在作弊”是“我”作弊的理由，而“我”作弊又加固着“大家都在作弊”的事实。走进这样的恶性循环，作弊固然破坏规则、面临风险，但在道德上，它是不得已的，是天经地义的，扭曲的公平观正建立在这个前提下。

公平是什么？它不是平均，不是均等，而是一种行为的底线。每个人都平等地获得保障，每个人也都平等地被要求遵守规则，对公平的保障和要求，都是底线式的。这种底线的公平默认了一个前提：所有的公平，都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正义不在，公平也不在。

关于公平的这种推论，很适合异地高考中的争论。当上海的家长反驳占海特的诉求，认为学校保护当地考生是习惯做法，认为外地考生侵犯了本地考生的利益时，实际上是错把自身的传统特权当公平。排斥外来考生者的“公平”，是牺牲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利的公平，它不是正义的，也不可能是真的公平。

也许有人会说，大家都在突破规则时，很难要求谁恪守本分，现实很残酷。这个问题既值得正视，又可以说是个伪问题。所谓值得正视，是因为当规则被僭越时，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参与者都有责任，板子首先该打在他们身上；所谓伪问题，是因为如果整个社会能够形成一种正义的公平观，个体以独立的思考从群体盲动中抽离，规则修补会更容易，人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就不会存在。（熊志）

谁来维护诚信考生的权益？

如今，上大学已不是什么难事，但素质教育依然“光打雷不下雨”，社会上人为地把不同大学的毕业生区分出三六九等，高考成绩影响考生所能进入的大学层次，关乎学生今后的前途发展，所以高考依然是学生生涯中最重要的关口。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当下的孩子们从四五岁就开始参加各种特长班，而后寒窗苦读十余载，“白加黑”、“五加二”，只等高考这“临门一脚”，盼望着“金榜题名”且名次越靠前越好。

绝大多数人在“鲤鱼跃龙门”的时候选择的是埋头苦学，靠真本事来拿分数，当然，也总有人偷奸耍滑。让人忧心的是，此次事件暴露出钟祥的高考作弊俨然已经连成了产业，歪风邪气在整个教育界蔓延开来：副校长出售作弊设备和考试答案，班主任老师做牵线中间人，考务人员帮着传条子、活动关系，考生们使用各种工具抄题作弊，真的是分工明确，合作愉快。此外，笔者还有质疑，既然已经有所谓“局级干部”出面来关掉屏蔽器了，那么在没有被曝出的终端环节，是不是还有能人在篡改试卷亦或直接更改考分？我们实难想象。

作弊不成，恼羞成怒，很多希望落空的购买答案的学生和家长们打监考、闹考场以泄愤，部分参与作弊的官员和老师受到了处理，但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作弊和对查处作弊的干扰压力，恐怕仍有不少“漏网之鱼”，又或者有人贼心不死妄图“梅开二度”，这就涉及到了那些诚实守信考生的切身利益。各个高校在一个地区的招生名额是有限的，如果过多的考生通过作弊，成绩飙升，分数线水涨船高，招生名额被挤占，必然有“老实”的考生吃亏落榜。

钟祥作弊事件已成为社会的焦点，参与作弊的官员、老师、家长、学生几乎吸引了所有的目光，然而受关注度不高的诚信考生们却是考试不公平涉及的最大利益群体。分数一出，录取在即，时间很紧迫了，须知“延误公正就是不公正”，对搞鬼作弊者的宽容，就是对诚实勤奋者的惩罚。下大力气普查雷同卷，对作弊链条抓紧侦破取证，彻底杜绝终端环节的舞弊，才是维护社会公平、保障诚信考生利益的当务之急。（马腾）

政绩冲动下的高考强县“作弊有理”？

我们通常说的教育公平，是指起点的公平，也是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还从来没听说过作弊公平，钟祥“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恰好说的是作弊才公平，他们要的也是允许作弊，监考太严不让作弊，就被视为“不通情理”不公平。这是什么逻辑？难道监考严也是错？

梳理一下“高考强县”的来由，才会明白“不作弊不公平”的含义和现实逻辑。长期的高考作弊现状早在此地形成了产业链，甚至学校教师也参与其中，成为作弊公司的“代理”。被钟祥市市长总结为“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的闻名湖北省的高考强县钟祥，原来竟是靠作弊来铸就的教育品牌，包括今年这次监考老师遭围堵被打的原因，钟祥政府也认为是“监考太严，少数考生没有考好，学生及家长发泄不满情绪”。政府追求“政绩”，家长追求“成绩”，高升学率成了双方的共识。

有人把高考作弊禁而不绝，归结为应试教育，这种说法有其道理，高考以分数取胜，似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了追求多得分数，不惜代价寻求各种作弊方式，只要没被查出来违规，只要达到录取线以上，就能上大学。在我看来，考试作弊，并非仅仅是体制上的原因，更何况像高考这类考试总体上还是相对公平的，考试本身并无原罪。所说的“一考定终身”，与应试有关，但与考试作弊并非直接因果。依我看，高考作弊实质上是功利思想指使下的是非观、价值观乃至政绩观扭曲，钟祥“不作弊不公平”的怪胎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

高考舞弊破坏的是社会公平，毒化的是社会风气，损害的政府形象。净化高考环境，还考生一片纯净的天空，地方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不仅需要组织有关方面出重拳，以铁的手腕狠狠打击兜售、贩卖作弊器材的不法行为，对作弊者一查到底，使作案者无处可逃，更重要的还必须转变工作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破除高考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公平”一词深深根植于决策者和考生家长心中，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考试环境，共同抵制舞弊行为，这才是政府应有的作为。（董宏达）

教师协助舞弊，师德何在？

“师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老师本应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如今参与高考舞弊，师德何在？高考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如果说知识能带来希望，那高考则能改变命运，甚至改变整个人生。因此，很多学生家长特别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家长，除了寄希望于自己子女刻苦学习外，往往还为孩子“另谋出路”——作弊。正所谓没有市场就没有买卖，正是这一需求的存在，促使个别教师铤而走险。

从开考前监考老师的信息泄露，到考试过程中个别老师明目张胆地贿赂监考人员、破坏屏蔽器材，再到高考结束后考生及家长们对监考人员的围殴。我想，或许正是个别教师的参与其中，才使得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合情合理”。或许，正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才使得部分老师丧失了自己最为宝贵的“师德”。

师德，是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作为教师素质的核心部分的师德，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奠基作用，师德水平的高低将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影响着社会风气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薛明军）

高考作弊成“传统” 监考制度为摆设

对于高考来说，防止考场作弊，确保考试公平，是首先必须坚守的底线。然而，调查显示，在湖北钟祥，高考集体作弊，已形成市场利益链，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两位参与异地监考的老师，因“监考太严”，俨然打破了这个“传统”，以至于遭到殴打及近百名考生和家长的围堵，引发了一起恶性群体事件，这显然是对这个“教育名城”极大的讽刺。

而在此前，当地官方除了承认有两名监考老师被打之外，其他是一概否认：否认监考老师存在“搜身”、“摸胸”等出格行为，否认有考生在考场作弊。而对于两名监考老师被殴打和围堵，他们称“是少数考生没有考好，围堵监考老师，发泄不满情绪”。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荒唐可笑，考生没有考好，便集体迁怒于监考老师，又是殴打又是围堵，难道监考老师需要承担如此风险？果真如此，今后谁还敢担任监考老师？然而，一些考生抱怨“作弊失败”，等于自曝高考作弊的“家丑”。

一场高考要涉及教育、招生、公安、学校等多个部门，所以，高考也设计了很多监控的环节，体检、报名、准考证、身份证、学生档案、电子档案等等。参与作弊的考生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够突破这些严密的环节？事实上，作弊在手段和形式上是非常低级、原始的，在今天各级政府越来越强调高考纪律、打击高考舞弊的情况下，它还有市场，如果没有既能一掷千金又能手眼通天的家长配合，如果没有教育、公安等部门“内部人”的一路绿灯，要想进行这样规模、程度的作弊行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表明，有关部门在钟祥共发现了两个核心作弊团伙，当地老师、学校涉嫌参与其中，特别是一名副校长“卖答案”，有关部门也涉嫌提供相应便利和包庇。

可见，高考作弊成为钟祥的一种“传统”，缘于作弊者的利益驱动，更缘于有关部门的监守自盗。监考制度成为一种摆设，值得当地警醒与反思。首先，应就高考作弊事件展开彻底调查，不仅查今年，而且追查历年高考，并对参与高考作弊的人，一律依法严惩，坚决破除高考作弊这个损害教育公平的“坏传统”。更重要的是，这起事件当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应为高考制定一部比较全面的法律，对高考的命题、考试、录取等方面的诸多事项，予以全面细致地规范，以遏制和杜绝作弊和不公平事件的发生。（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