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一个同行讨论过学生上课可不可以吃东西、上厕所、说话的问题，他的意见很坚决，当然反对，而且认为如果长期放纵，养成学生拖拖拉拉的坏习惯，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也不利于他们发展。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答案，但我一向属于比较放纵学生的那种。除了大蒜萝卜及香精味浓厚的包子之类，我的课堂学生可以随便吃，至于上厕所、迟到之类，只要上述问题学生能作出比较出色的陈述，我一般不过问这些所谓的违纪现象。当然也有一些课例外，就是所授内容对学生而言非常生僻、没有老师讲授很难系统掌握的。我要求学生不许旷课、迟到，课堂也要求保持安静。

其实，能否把事情做好，跟聚精会神未必有关，而且许多时候，聚精会神反而做不好事。比如现在的孩子写作业时耳朵里就常插着耳机；我在一个问题理不清楚时常常啃个水果，或站在窗前天上地下瞎看瞎想。神经放松了，线索逐步清晰，东西可能就出来了。课堂上学生肚子饿，惦记着课桌里的巧克力，让他们吃了学习，还是饿着肚子坚持坐着默默期待下课哪个有利于功课，结果不言自明。

我一直在想，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让背起小手听讲，到大了回答任何问题都自觉起立，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曾尝试过让学生坐着回答问题，竟然有不止一个学生说，坐着回答他们说不好。个中原因或许不单一，但最主要的是中国社会管理思想，同样也是老师的权力欲，亦即专制性使然。老师的地位、知识都是正统，其地位天经地义应当受到尊重，老师自己也有权利和义务维持这种正统，因而对学生的言行套上种种限制。这种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隐形背景，那就是教师对自己和所授知识的不自信与恐惧：怕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担心他们说出主流以外的话题，让自己不知所措场面失控。于是，不如先闷死它。

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上的教育大家多是在甚至不知教室和师道尊严为何物的环境下成就了不朽功名和教育思想的。孔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带着弟子被扣留在背信弃义逃离蒲邑前卫国遭学生质疑时给他讲“要盟也，神不听”为其行为辩解，这是当今道貌岸然的老师们没有勇气在讲台上说的。论语是后人对他跟弟子们东拉西扯的记载；释迦牟尼传播他的思想，也是带着一帮信徒，东跑西颠，争论来讨论去，没个地位对错之分，他就是在这种飘飘忽忽的生活中最终修成正果，也传播了学说。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名师们更不用说了，大抵都是如此。他们游走于城邦间，慕名的前去争论讨教，在廊下、院里、路上，随心所欲，这时候他们可能连衣服都没穿，师生里也可能存在当时非常盛行的同性恋。但那时的思想文化成就，人类历史上谁敢与之比肩？穆罕默德传教时，阿拉伯世界里连识字的人都没有多少，更别说教室。他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教义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群——阿拉伯世界。

据说西方许多成才的孩子大都跟车库有密切联系，那里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实验室”。中国的孩子多没有这个福分，拆了家里的钟表，屁股可能就得疼好几天。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几年前读过一篇北大原来图书馆系的学生写的回忆文字，说他们招进来那年，正赶上该系被改名和重组。管理松散，学生就有了充足的自由，参加各种活动，读杂七杂八的图书。毕业以后成绩竟然比前几届优异。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在中国现行学校教学和管理体制中，师生关系像极了亲情关系，那就是出身不由人，摊上什么是什么。学生对老师和课程没有多少发言权和选择权，就那些老师就那些课，你爱上不上，反正学分不够不能毕业。在好课源人满为患难以选取之际，学生就得认命。必修课则到了儿不能嫌娘丑的地步，因为你没有办法换个娘，大不了也就是匿名评分之际嘀咕一声：看人家妈就比我妈做得好之类，还怕隔墙有耳期末考试遭收拾。有些课根本就谈不上是课，甚至是早已被理论和实践淘汰了的东西，却因人设课，让几届甚至十几届几十届的学生浪费光阴给个别老师保饭碗。

无为而治，中国教育现在非常需要这种精神。学生无权选老师和课程，但有权选图书。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好书。到了这里想必又有人说，老师不管学生不学咋办？要老师干吗？我也问问，中国老师管学生的意识和手段举世著名，可学生都学了吗？学啥了？中国学生怎么都往国外跑？你们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没信心，宁可随便交给一个老师管都放心吗？老师们也应当收敛一点，娱乐娱乐养养身子其实挺好，没必要那么兢兢业业盯着学生。孩子们都会长大的，未必一定需要成年人诲人不倦谆谆教导提前开始成年以后越来越直白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