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大官僚李德裕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我有爱山心，如饥复如渴。出谷一年余，常疑十年别。”他以诗明志，表达了自己对自然山水的喜爱。青山绿水，风月无涯，令人神往；山色相召，物色相诱，文人骚客更是难以挣脱其怀抱。陶渊明赏菊南山下，王维独坐幽篁里，李太白好入名山游，苏东坡泛舟古赤壁……美好的自然激发着文人的创作欲望，文人的玲珑妙笔为我们展开一幅幅优美的自然画卷，自然之美和文人情怀相得益彰，人面桃花相映红。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青山无言，绿水不语，但美好的景色让文人心向往之，明月之下，清风徐来，他们听着流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思接千载，天人合一。文人喜欢山水，自古皆然。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并且对曾皙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赞叹不已。屈原被逐，流落湘汉，那里到处分布着湖泊山峦，物产丰茂，屈原诗极善用景物来衬托情感，正是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孕育了其丰富的诗歌情感。魏晋时期，文人对自然的亲近更是前所未有，游山玩水的风尚蔚为壮观。魏晋时期醉心于山水的名士比比皆是，他们对山水的痴迷达到难以自拔的程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崇山峻岭之间，文人们放浪形骸，流觞赋诗，叙山林乐趣，录宇宙殊观，永和九年的那次兰亭集会便是最好的例子；竹林七贤“登山临水，竟日往返”；谢灵运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他自己更是“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唐宋时期，诗歌更注重对意境的追求，越来越多的自然风光出现在诗歌里，诗人们钟爱自然，长期隐于山林。王维先后隐居淇上、嵩山和终南山，孟浩然隐居汉水，一生多次出游，两人以写山水自然见长。李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三山五岳，“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蜀道的万壑雷声、峨眉的半轮秋月、黄鹤楼的孤帆远影、敬亭山的孤云飞鸟、天门山的青山碧水，都在他的诗中留下踪迹。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得罪以来，身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黄州景色优美，诗人甚至常常夜里游赏。后来的文人中，如元代的黄公望、清代的袁枚更是痴迷山水，浪迹江湖。可见，自然山水一直都是文人心中最美的云彩，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

大自然鬼斧神工，湖光山色，草木虫鱼，各有情致，造物者富有创意，使它们各自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风姿，虽物有不同，形式迥异，但都不失美感。另外，自然景物富于变化，“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正如李德裕所说：“譬如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正因为大自然美丽而富于变化，因此没有人不喜欢徜徉山水之间了。但文人更喜欢山林，却不仅仅因为以上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首先，自然有助于养气。古人认为：“欲留形住世，必先养气。至大至刚，充塞乎天地之间；气聚神灵，遨游风尘之外。善养生者，养其形；善养形者，养其气”。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应指涵养意志，修养心中的正气。养气的方式很多，而游历山河就是较为重要的方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往往游焉”，很多古人年轻时都遍访名山大川，以增加阅历，增长见识，开阔胸襟，藻雪精神。其次，自然有怡情作用。庄子游于濠上，看到水中快乐的游鱼，乐得鱼我两忘。王维看到新雨过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遂产生了王孙自可留的念头。生于尘世，名缰利锁难以让人泰然，俗务繁杂难以使人安逸。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青山解隔尘中事，流水能清物外心。山林之中，泉声如鸣佩环，鸟叫嘤嘤成韵，文人们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或许他们觉得生年不满百，盛年不再来，于是寄情山水，甚至秉烛夜游。再次，自然抚慰人的心灵。对于人类而言，大自然有着母性的关怀。许多文人年轻时总想建功立业，但现实社会却处处设卡，“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文人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譬如陶渊明，在经历了一番抉择后，才发现“性本爱丘山”，但却“误落尘网中”，最终归去来兮。也或许是经历了官场的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后，身心俱疲，想找个地方歇息。吴均说“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对文人来说，自然就好像母亲的怀抱之于焦躁的婴儿，文人们投身自然的怀抱，看着庭前的花开花落，窗外的云卷云舒，心情逐渐平静，灵魂得以安歇，他们发现：诗意的栖居正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在山林之中，他们终于发现人性复归，找到“真我”。鉴于以上原因，作为审美主题的文人，因为自身需要，面对审美对象大自然的诱使、招引，便再也没有理由以心为形役，身在樊笼而远离自然了。

从审美的主客体关系出发，美感要以客观对象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与审美主体的自身条件密切相关。对审美主体来说，如果没有可感的客观事物作为欣赏对象，主体的感受、体验就会失去依据。另一方面，审美主体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只有当主体具有敏感的感知能力，能对客体对象的审美特质作出特殊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意象生成和形象创造能力，这样的主体才能成为审美主体。也就是说，任何自然事物、自然现象，本身不可能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只能构成审美价值的潜在条件。自然景色对任何人来说，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但一方面因文人格调高雅并且情感细腻，另一方面因文人对山水自然的特别眷顾，客观的自然，经过作为审美主题的文人的情感的过滤，就更有味道，更有意境。不仅如此，作为审美主题的文人，由于自身的气质、情趣、经验、理想等不同，于是在选择对象上、“建造”对象上，各有各的不同，使得作品各有特点，独领风骚。从审美主题自身角度，大体上分为三类，其对景物的认知态度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1.避世独立，隐身山林。这类文人一般生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时期，不管主观上是否真的鄙弃官场，但对自然极度热爱和依恋却毫无疑问，走近山林往往带有主动性，代表人物如陶渊明、谢灵运等。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因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但很快便觉得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相违背，就坚定了隐居的决心，辞去彭泽令，过起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隐居躬耕生活。谢灵运生活的时代，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谢灵运政治上一直不得意，因此无论做官还是隐居，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他们的诗无论平淡自然还是富丽精工，都表达了对自然的无比喜欢和热爱。

2.洒脱狂放，借山水自娱。这类文人性格或洒脱豪放，或旷达乐观，往往胸襟开阔，天性率真，虽然不是宠辱不惊，了无挂碍，但对愁苦排遣较快，或者能傲视和超越苦难。一生当中和很多美景邂逅的成分多一些，却能把眼前的自然作为生活的调剂，所谓“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表现为一方面热爱自然，一方面笑对人生，代表人物如李白、苏轼。李白一生栖栖奔走而在政治上无所建树，执著追求理想不能实现可谓苦矣，然其性格豁达浪漫，遍访名山，求仙访道，遂将郁结沉郁之气，化为飘然态度。不称意就散发弄扁舟，得意就仰天大笑出门去。苏轼在山环水绕的荒城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被贬惠州，却贪恋那里的荔枝味美，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他们能忘却暂时的伤痛，不在意别人泼在身上的脏水，暂且享受眼前无边的风月。

3.寂寥悲苦，借山水遣怀。这类文人往往身世悲苦，命运坎坷，情感细腻敏感，或者偏执激愤，游山玩水只是想借以排遣苦闷，解除忧愁。因此，自然山水往往更多地披上了抒情主人公的色彩，代表人物柳宗元。柳宗元在谪居永州的十年中，他闷即出游，而且也有“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的时候，但仅随这“一笑”之后而来的却是那百忧攻心的“已复不乐”，这种忧乐交替、以忧为主的心态，使得柳宗元的大量诗文染上浓郁的幽清悲凉色彩。一切景语即情语，由于审美主体自身的原因，自然景物对文人本身的作用不尽相同，当文人独特的个性和美好的景色融合在一起时，便创造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诗作。

清人袁枚诗云：“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在匆忙的现代生活节奏下，许多鸟啼花落，只能付之飘风。山林幽远，但所幸有文人做知音，不管是自然挽留了文人，还是文人唤醒了自然，在那些不朽的诗作中，就让我们细细品味他们共同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