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魅力的文学大家之一。在艺术领域里，他以旷世的才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学作品；在官场中，他宦海沉浮，却始终不改乐观旷达的个性。无论身处何境，他始终能够以真性情对待一切，他的一生，就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苏轼的诗词作品风格丰富多变，他从未刻意地去追求某种创作风格，而总是以最率真的方式来抒发胸臆，他以清新明丽的风格来写美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哀怨凄婉的风格来写离情：“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以旷达豪迈的风格来抒壮志：“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以悲伤凄切的风格来描摹悼亡之情：“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东坡之词旷”。我想，“旷”字不仅是对他词风的评价，也是对他人生态度的一个概括。

青年时代的苏轼，才华出众，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荒唐的“乌台诗案”可以看作是嫉贤妒能之流对他的恶意中伤，正如苏辙所说“苏轼何罪，独名太高”，其实也是真性情的诗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必然结局。他既不依附权贵，阿谀奉承，作骑墙之态，也不为谋一己私利出卖良知。对他来说，唯一的行事标准就是“不欺天负心”，他一生不曾欺己，不曾欺人，不曾欺民，磊落坦荡。

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以“求治太急，听言太宽，进人太锐”这样的犀利言辞，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青苗法”等新法存在严重的损民弊端，得罪了雄心勃勃、急于求成的王安石，被逐出京城。尽管诗人在一开始就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但他却终因“不忍欺天负心”而一吐心中块垒。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司马光于元丰八年执掌朝政，尽管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但当司马光要尽数废除新法时，苏轼却据理力争，极言新法亦有可取之处，不可尽废之，又开罪了十分器重他的司马光而无法在朝廷立足，只好自请外放。

的确，苏轼的一生因他的“不合时宜”、“不识时务”而充满了坎坷动荡，但他却从未改变自己的行事原则，从未消磨自己的志向抱负。相反，经历的磨难越多，他的处世态度就越“真”，被贬黄州使他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刚到黄州时，苏轼写了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诗人以孤鸿自喻，留露出幽寂凄苦之情，这似乎与他旷达的性格不相符，但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遭遇不公，心中悲苦，乃人之常情。但苏轼毕竟不是普通人，“拣尽寒枝不肯栖”一句，写尽了诗人坚守清高自甘孤寂而决不改变操守的气节，而这才是真中之真。

诗人在黄州的另一首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认为最能表现他的风格。该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以瑰丽神奇的语言写出了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仰慕之情。逆境中淡淡的消极情绪反而更让人觉得苏轼的可亲，豪迈的人生态度又让我们觉得他的可敬。苏轼在黄州还留下了两篇奇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在他笔下，月夜的长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可以看出，是诗人心中仍然拥有的宁静与恬淡；“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与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写尽了诗人对天地广阔的感叹，对自然永恒的敬畏。“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上”，苏轼以二人对话的形式真实的反映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之后的解脱；“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无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他以自己的阅历和对儒、释、道的理解，结合个人对人生的感悟，提炼出人生的大智慧，以俯仰一切的姿态，找到了超越一切世俗悲观的人生真谛。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智慧，何等的超脱。

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权，坚持“真我”的苏轼都是一个“异类”，因而屡遭贬谪，但无论到哪里，外部环境与人生风雨从未能改变他的本性。被贬杭州，他以修筑苏堤的方式在杭州留下美名，以整顿军纪的方式在定州留下英明；在荒蛮的岭南，他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心态面对韩愈认为的绝境；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逼迫离别亲人，到更加荒凉的儋州，他仍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豪迈诗句藐视厄运。

回首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苏轼自嘲：“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实这自嘲之语恰恰道出了成就苏轼完美人格与旷世诗文的真正原因，人生的磨难，将一块璞石打磨成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苏轼这种看淡一切成败福祸，不向厄运屈服，不改变自己真性情的大气度、大胸怀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的典范，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在黄州是所写的《定风波》中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成为这位伟大文学家一生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