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语出朱熹的《二程书·卷十九》：“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是根据、适应的意思，“材”就是学生实际。孔子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教育要因材施教。《论语》记载：高柴愚笨，曾参迟钝，子张偏激，子路鲁莽等等。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分别激励。例如子路与冉求同样问“闻思行诸”，孔子一个给予肯定，一个给予否定。原因在于：“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就是说，冉求遇事优柔寡断，孔子鼓励他大胆去干；子路向来冒失莽撞，孔子教育他三思而行。孔子在那样的时代能认识到因材施教，并付诸教学实践，实在了不起。

然而，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习惯和感情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很进步的人，也往往会做出违反自己思想和行为准则的事。同样是孔子，其弟子宰予在课堂上打盹，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毫不客气地把他打入“另册”。樊迟请教种庄稼的事，孔子不但不回答他，反而骂他是“小人”，也打入“另册”。由此可见，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因子路、冉由之才施教，因宰予、樊迟之才而不予施教。显然，孔子对不同的才，是怀有好恶之别的。

孔子作为古代的教育家，对学生兴趣和追求不能一视同仁、正确对待，这也无可厚非。如果今天仍按一种标准培养和要求学生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前苏联教育家赞科夫说：“当教师把一个学生理解为他是一个具有个人特点的、具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结构的人的时候，这样的理解才有助于教师去热爱儿童和尊重儿童。”在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学生按学习成绩分成三六九等。只要听话、学习好，就是好学生，就可雕，就乐意施教；调皮、淘气、成绩差，则当然地掷进“朽木”堆中，任其“朽”下去。陶行知先生讲过，培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没有像雨滴那样相似的儿童”，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学优生应该注意培养，但这种“英才教育”，只能是因材施教的一种方式，并非其全部意义。上海师范大学燕国材教授说过：“有人认为因材施教就是拔尖培养，这是片面的，其实，因材施教并不排斥大面积丰收。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这段话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的特点。因此，因材施教要因每一个学生的“材”，施以不同的“教”。尖子生可采用加深加速学习的办法，而中等生则需多施教、多雕琢。中等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绝大多数是暂时的、可变的，重要的是如何因“材”而施教，对其症而下药，促其成长。中等生由于不突出，易被忽视，长期得不到关注，自尊心自信心得不到培养，从而导致潜藏的创造性火花的湮灭。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差生多半因为淘气、成绩不佳而受到老师的关注，可这种关注往往是呵斥、讽刺，结果多半是消极的，若能针对性的补偏救弊，效果往往出人意料。大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中学时代绝对“平庸”的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后来竟成了世不二出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被孔子视为“朽木”的宰予和“小人”樊迟，后来也分别成了外交家和著名学者。这些事例说明，“朽木”不仅可雕，更要多关心、爱护，多加雕琢，使其找到“表现自己的领域”，并达到某种“完善的高度”，让他们打开视野，认识自己，显示“自我”的存在从而树立其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教育的实质，就是让每个学生都找到自己个性才能发展的独特领域和生长点，决不应使任何一位受教育者被简单地淘汰掉。

苏霍姆林斯基说：“从我手里经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奇怪的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无可挑剔的模范生，而是别具特点、与众不同的孩子。世界上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学生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素质教育要求面向全体学生，这就更需要我们因材施教，从每一个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调动每一个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材施教应体现在每个学生身上，而不只是体现在部分学生身上。那种对学优生好脸相迎、热情周到、施以特殊的优厚的教育，对差生冷眼相待、嫌弃厌恶，认为不可雕、不愿施教的做法，决不是因材施教，更不是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