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强国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国，却从来没有肩负起其应尽的责任。本文认为美国气候政策可分为四个时期，通过对美国四个时期气候政策的分析，论证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显现出的一以贯之的美国至上主义，即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

[关键词] 环境外交 国家安全战略 正义与非正义 美国至上

人类进入21世纪，随之而来的极端的气候现象和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极端的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界才逐步认识并开始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环境外交也跃然于世界政治舞台，气候问题开始和国家安全战略联系起来。然而，由于气候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和各国自身利益的驱动，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充满变数。气候谈判举步维艰，国际气候合作进展曲折而缓慢。美国，无论从历史排放总量看，还是从当前排放总量、人均排放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来看，都对环境保护负有着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在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美国政府却始终坚持美国国家利益至上，漠视人类生存的公共环境利益。本文拟从美国至上主义理念角度分析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

美国至上观念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以清教徒为主的移民远渡重洋来到北美洲，他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秉承上帝的意志想要在北美大陆建立“山巅之城”，成为全世界自由的楷模，民主的灯塔。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美国至上观念得以固化。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终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至上观念。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公众普遍认为美国应该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美国才是世界的救世主。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此后的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美国的单边主义也迅速膨胀，美国依靠其超强的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美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标准。

当前，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对美国至上主义的研究甚少。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是“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其他任何国家”（刘建飞 2001）。也有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就是指美国的综合国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因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虑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就不难发现，美国至上主义不仅仅指的是美国价值观至上，道德至上，领导地位至上，综合国力至上，而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经常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球需要之上，即美国利益至上。本文所讨论的美国气候政策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工业活动造成了环境的不断恶化，很多国家开始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研究，将环境事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围内。环境外交也较早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气候政策主要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1.觉醒阶段：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环境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环境外交真正兴起。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宣告了人类对环境的传统观念的终结，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共识。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重视气候环境的研究，尤其是在卡特执政时期鼓励各种学术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大会推动国际气候合作使全球变暖问题进入所谓“高级政治领域”。 2.抵制阶段：以保守主义著称的里根执政后，为了解决不断恶化的美国经济，提出环境为经济服务的原则，主张减轻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美国的环境外交由合作转向对抗。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基本持有消极抵抗态度。老布什上台前尽管宣称要当“环境总统”，并要提高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战略地位，然而，布什执政后在促进环境保护合作方面并未作出努力。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发展问题更趋严重的情况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在会上，美国以技术为理由拒绝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议上签字。由于美国的不合作态度，最终导致大会最后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任何约束力。3.克林顿时期：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克林顿上台之后，很快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认为这是重新确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绝佳时机，在各项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当然环境问题也不例外。1993年在纪念地球日的讲话中，克林顿宣布美国政府同意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且承诺此后美国将适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水平，因为“美国对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负有领导责任，也必须领导大家一起来保护最终决定全球繁荣与和平的地球环境”。然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环境政策同样是以美国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环境治理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因而美国在环境问题上采取的是有选择的承担责任和义务。在京都会议上，与会各方最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虽然美方也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却没有递交参议院批准。4.消极抵制时期:布什上台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环境外交都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布什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所以小布什任期内对气候问题基本持有消极冷漠的态度，没有任何作为。2001年3月底，布什政府以《京都议定书》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宣布美国退出该议定书。布什政府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布什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退出议定书，关键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2008年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政府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态度给很多人以遐想。奥巴马政府初期也确实作出一些积极的调整。然而，随着真正进入实施阶段，奥巴马政府依然给世人展现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视自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美国。尤其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2010年坎昆气候会议及2011年德班气候会议美国政府均坚持消极抵制态度。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在过去近两个世纪全球排放的25%的温室气体是美国“贡献的”，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仍将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冠军。当前，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的5%，但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据全球的22%，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2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的富有和强大是“建立在对世界能源资源和大气温室气体容量资源比其他国家更多消耗的基础上的”。（袁静，2006）地球是全人类共有的生存环境，美国过多占有温室气体容量资源，过度使用和破坏全球环境，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人民生存权利的剥夺。

无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当前，美国的排放量都是最大的，但美国非但不自己对过高排放量予以节制，还坚持要求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有意义的参与”作为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就是经济发展空间，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是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借全球温室效应之名，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目的在于遏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维护其在国际社会的霸权地位。经济、能源、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好为其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袁静，2006）。

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前美国遭受到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金融危机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所以美国“把保护和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巩固美国的力量优势作为其长远的，根本的战略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强烈的美国至上观念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同美国差距缩小，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张爽，2003）在此背景下，任何可能妨碍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都将会遭受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军方对国际气候合作表现出深切的担忧，因为如果美国支持国际气候协定，执行规定的减排要求，美国军方的日常训练不得不大幅度缩减，而美国陆海空三军作战能力将被大大的削弱，这势必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谁是美国最大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美国军队。我们真的要讨论让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受不明确的环境诉求支配吗？我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我认为美国人民不希望政策制定者如此行事。”（Hagel，1998）所以，美国政府不可能触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底线，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所言，“我们绝对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代价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如果美国积极支持国际减排限排协定，美国军队将受制于由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环境协定。

美国气候政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他的制定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诸多因素，诸如国家经济利益、地方利益和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等的制约。即使美国总统积极支持国际气候合作，其最终决策还有待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而任何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气候合作协定都不可能得到美国参议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美国国家切身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将继续成为影响美国气候变化方面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1]董勤.安全利益对美国气候变化外交政策的影响分析——以对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分析为视角[J].国外理论动态，2009(10).

[2]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袁静.全球气候问题的外交博弈[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张爽.“美国至上”：对冷战后美国国家战略报告的一种解读[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5]Hagel,By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05th Congress, October 3,1997,143 Cong Rec. S10308-01:26-27

[6]李海东.从边缘到中心：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J].美国研究，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