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春秋战国之交，青铜器装饰风格发生明显变化，并突出表现在对于青铜器器表装饰绘画性和色彩感的追求上。在色彩表现方面，以镶嵌铜器为典型。在绘画性的题材内容方面，以刻纹铜器为典型。这种变化，体现出青铜器艺术审美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社会原因是春秋末期传统生活方式与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动。同时，在艺术发展层面，人物画像纹的出现也昭示着青铜艺术发展的一个全新方向，即青铜艺术的表现从装饰图案发展到了情节性的写实图画，从此开始了绘画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 镶嵌铜器 刻纹铜器 绘画性 色彩感

基金项目：2010年-2011年度西安美术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先秦时期审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0XK027 。

春秋晚期有两类铜器值得注意。一类是镶嵌红铜、金、银及其他非金属材质的铜器，另一类是刻纹铜器。这两类器物的出现预示着青铜器装饰艺术突破性的发展。就刻纹铜器而言，其突出成就是錾刻画像纹的出现。就镶嵌铜器而言，一方面，镶嵌的画像纹与錾刻画像纹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共同反映了此时青铜器纹饰从图案走向绘画的转变，另一方面，镶嵌铜器所用的多种材质，在质地和色彩上与青铜构成丰富而绚丽的对比效果，使原本单一的青铜材质得以呈现出令人目眩神迷的视觉效果。

镶嵌铜器和刻纹铜器装饰风格的变化，体现出此时青铜装饰艺术新的发展方向，即对于绘画性和色彩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说是雕塑艺术作为青铜器的传统装饰手法已经发展到极致，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为求创新迫使青铜艺术的创作者寻求其他的突破途径。而与此同时，漆木器彩绘和丝织品、壁画等其他艺术形式得到极大发展，这些艺术形式所呈现出的色彩表现力与内容的丰富性，是传统的青铜艺术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刻纹铜器与镶嵌铜器对色彩感和绘画性的追求，很可能是受到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响。从题材内容和纹饰的风格来看，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关联的因素。

对色彩感的追求：镶嵌铜器的发展方向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色彩纷呈的时代。漆木器彩绘、绘绣结合的丝织品、帛画以及有可能广泛存在的壁画，都展现出视觉艺术在色彩表现方面更大的可能性。青铜器装饰极力在色彩方面追求更多的表现可能，应当也离不开整个时代艺术氛围的影响。

青铜器增强色彩表现力的途径，通常是在器表镶嵌异色金属、宝石、贝壳以及填漆或髹漆等办法。在青铜器上镶嵌的异色材质，形成色彩和质感的对比，从而造成豪华富丽、色彩缤纷的气氛。

镶嵌工艺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被人们采用来作为装饰。当时是在骨器或石器上镶嵌异色的绿松石、骨珠，组成彩色的图案。商代和西周，镶嵌绿松石的小件骨器仍偶有发现。与骨器镶嵌相比，青铜器上的镶嵌出现得更晚一些。有学者认为，它的出现是受到骨器镶嵌的影响。[1]二里头文化已发现镶嵌绿松石的饕餮纹器。商代及西周，绿松石主要用于镶嵌兵器及小件饰物，罕见用于容器。直至春秋早、中期，镶嵌绿松石器仍不多见。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此种工艺有进一步发展，除绿松石外，用于镶嵌的矿物材质，还有玉、玛瑙、孔雀石与琉璃等。

镶嵌金属材质的青铜器，目前所见，大多出现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所镶嵌的材质，包括金、银及红铜。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镶嵌红铜的青铜工艺已广泛见于列国，且多精美之器。在青铜器上嵌以金、银，又称之为“金银错”，目前所知在青铜器上施以金银错工艺约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这种工艺初起时，比较注重施于铭文，但在稍晚时，更多地用于纹饰表现。

战国和西汉时期，是镶嵌工艺的发达鼎盛时期，其数量与工艺水准都远超前代。从器类来说，已不限于小型器，较大型的容器也较为多见。从工艺来说，镶嵌绿松石、填漆、鋈锡、错红铜、错金、错金银、鎏金、鎏银等装饰工艺往往配合使用，形成色彩艳丽的视觉效果。各种材质集于一身的镶嵌铜器，其丰富的材质对比与色彩对比，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豪华富丽的审美风尚。

就镶嵌铜器的纹饰题材内容而言，由变形动物纹发展而来的几何纹饰与新出现的人物画像纹各擅其胜。不过，从我们所能收集到的铜器来看，几何纹饰铜器的数量远超人物画像纹铜器的数量。从镶嵌纹饰题材选择的倾向性，可以看到，青铜器器表装饰在镶嵌工艺上的发展，所选择的突破传统的方向，是增强题材形式的色彩表现力，而非增强题材内容的故事性与现实性。

在青铜器上填漆或髹漆，严格来说，前者尚属镶嵌工艺，后者已完全脱离了镶嵌的范畴。因其着重于青铜装饰的色彩表现力，因此我们仍然把它归入本节讨论。铜器表面髹漆，在商代已有使用。但商代至春秋时期，极为罕见。战国时期，铜器髹漆工艺有较大发展，朱凤瀚先生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1.将髹漆与嵌错工艺结合，铜器在錾槽内不嵌金银，而填以漆，有的既嵌金银，又在未嵌金银处填漆（或在漆内掺以银粉），然后磨错光平以增加纹饰的色调；2.髹漆已不限于填错纹饰，而是直接髹于素面铜器表面进行着色；3.这种工艺已在较广阔地域流行。” [2]

铜器髹漆的目的，既为了美观，也有防锈的作用。不过，就我们所见的器物来看，髹漆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增强作品的色彩表现力。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展出在素色铜器表面绘饰的做法。与运用多种材质的镶嵌物以实现色彩增强效果的方法相比，直接彩绘是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器物的表面犹如画布，以彩漆直接绘饰，从这一点来看，髹漆铜器的装饰方法和目的与漆器已经趋于一致。

对绘画性的追求：现实题材和写实画风对传统的反叛

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纹饰的一大变革，是描绘人的活动的图像即人物画像纹的出现。以人物画像纹为器表装饰的青铜器，虽在数量众多的战国青铜器中占很小比重，但与以前的青铜礼器相比，在艺术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发生的社会原因，是春秋末期传统生活方式与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动，是艺术关注的重点从神到人的回归。同时，在艺术发展的层面，人物画像纹的出现也昭示着青铜艺术发展的一个全新方向，即青铜艺术的表现从装饰图案发展到了情节性的写实图画，从此开始了绘画发展的历史。

“和以往的青铜纹饰相比较，人物画像纹具有相当鲜明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它以描绘社会生活为主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叙事情节，在纹饰题材上是一大突破，而其对于叙事性内容的构图方式，也为后来的汉画像砖所继承。因其和以往青铜纹饰中出现的人物相比，具有明显的叙事性内容，也有人把它称为叙事画像纹。” [3]

画像纹的构图基本为格状构图和散点构图。这两种构图方式和传统的带状构图方式相比较，更具有创新和自由的气质。“它们摆脱了殷周时期庄严神秘的对称表现手法，表现手法自由、生动，这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对自然界的艺术观察力的提高和艺术表现技能上的进步。” [4]

画像纹的流行时期，是春秋末至战国前期，即约公元前五世纪的时期。[5]根据迄今已发表的出土材料可知，青铜器画像纹的工艺可分为刻纹、铸纹和嵌错纹三类。

铸纹画像纹，是指青铜器器表的画像纹与器形同期铸造而成，目前仅见于三晋及附近地区，其中，大都集中出自河南辉县。

嵌错画像纹，是指用红铜、金、银等金属或矿物镶嵌于青铜器表而成的画像纹，迄今所见其地域基本集中在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

刻纹画像纹，就是在极薄的器壁上用锐器刻出的图像。朱凤翰先生因这种青铜器制器方式一般为槌打而非铸造，亦称之为槌制铜器。这种铜器的质料，包括红铜与青铜两类。[6]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这种刻纹铜器已发现有二十多件。刻纹铜器萌芽于春秋晚期，成熟并流行于战国早、中期。“它的器形和青铜铸器相仿，初期的图案也抄袭自青铜铸器。刻技最早见的是由楔形点连续成线的錾凿法，而后发展为细如发丝的连续线刻。” [7]“东周青铜器刻纹所采用的刻纹工艺方法，直接被汉代铜器、尤其是小件铜饰件、鎏金银器上刻制花纹所采用，开汉代铜器錾刻工艺的先河。” [8]迄今所见刻纹画像纹铜器的出土地点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出自吴楚地区，其次是三晋地区，此外，还散见于湖南、山东等地。

从我们能收集到的画像纹青铜器来看，铸纹画像纹极少，嵌错画像纹也不多见，相对较多的是刻纹画像纹。从技术角度来看，铸纹和嵌错两种方式仍然属于传统的青铜铸造范畴，而刻纹方式更多具备了绘画的特点，可谓是以刻刀代笔在器壁上作画，因为跳过了铸造这一环节，其表现形式和内容更为多样、自由。

从分布地域来看，有学者认为刻纹铜器主要出于吴越地区，而行销于各地。我们所见的吴越铜器，基本未见嵌错画像纹或铸纹画像纹，而且，其他题材的嵌错容器也基本未见。因此，也可以这样假设，因为其对绘画性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刻纹铜器上，因此在其他类型铜器上，反而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浮雕方式。

总体来看，铸纹和嵌错画像纹铜器主要出在中原地区，南方特别是楚地罕见。南方嵌错铜器，其题材基本都是各类几何或变形纹饰，如云纹、龙纹等。不过，楚式漆器中，则有不少有绘画性的内容。此外，帛画和壁画也有较大的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楚地的艺术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工。青铜器保持了工艺美术品的特征，在传统的铸造技术和雕塑化的装饰手法上不断发展，精益求精，追求精美奇诡的装饰效果，而这一时期的对色彩感和绘画性的追求，特别是表达具体写实的绘画内容的要求，则成为漆器以及帛画和壁画等其他艺术形式的任务。

它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它自身而是自我之否定

青铜艺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追求色彩感和绘画性的发展方向，既是一种创新，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因为就色彩表现力与写实性的内容来看，在青铜器上要完成这种创造显然比其他材质更为困难。抛弃传统的雕塑形式，转而追求彩色绘画的效果，可谓是扬短避长。因此，青铜器的这一发展方向，延续时间并不太长。到两汉时期，它在绘画方面的表现形式，就已为汉画像砖和帛画、漆绘所延续；它在实用器方面的功能，则更多地被漆木器和早期瓷器所代替。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汉代铜器，或者朴素无华，完全是一副实用生活器皿的面貌；或者嵌金错银，富丽华美，更多地体现出表明身份地位的豪华工艺品特征。在那个“如火烈烈”的时代，被寄予无比重要与神圣意义的青铜器，到此时，基本已褪尽神秘的光环，成为世俗的人间生活的附属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追求色彩变化与现实题材内容的战国青铜器，走上的是一条背离自我、否定自我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叶小燕.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J].考古与文物，1983,4:84.

[2]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558.

[3]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J].中原文物，2002,2:46－50.

[4]叶小燕.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J].考古与文物，1983,4:159.

[5]李学勤.试论百花潭嵌错图像铜壶.新出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61.

[6]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559－561.

[7]叶小燕.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J].考古与文物，1983,4:164.

[8]张广立.东周青铜器刻纹[J].考古与文物，1983,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