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旨在通过剖析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致爱米丽的玫瑰》中极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人公爱米丽生命中仅有的两位男性——父亲和情人对爱米丽的影响，以及爱米丽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以此呈现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从而揭示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排斥。

[关键词] 《致爱米丽的玫瑰》 父权制压迫 女性主义

爱米丽的父亲在文中并没有以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出现，而是通过小镇人们的记忆呈现在读者面前——“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1] 没有动作甚至语言，通过这样的描述，福克纳告诉读者，爱米丽的父亲完全掌控了她的生活。记忆中向后开的前门被爱米丽的父亲挡住，暗示女子被家族男性所控制，不可能走出家门去寻找自己的爱情；而马鞭则是绝对男权的象征，更进一步暗示了爱米丽在父权制社会，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也是被完全束缚，毫无自由可言。爱米丽的父亲赶走了爱米丽所有的求婚者，将爱米丽拘禁在家为其做家务，导致爱米丽终生未婚。可以说是他亲手扼杀了自己女儿享有正常生活的机会，断送了爱米丽的一生。[2]这是否可以为读者提供爱米丽为什么在其父亲过世后，拒绝埋葬他的线索？

镇上的女士去看望她，爱米丽脸上毫无悲伤，告诉她们她父亲并没有死。“爱米丽的行为是出于对其父亲的憎恨，因为他夺走了她的一切”。[3]笔者认为如果是这个原因，那爱米丽为什么依然将他父亲的照片挂在墙上,每天面对这个自己所憎恨的人? 也有的评论家将此解释为恋父情结，“由于没有母亲的陪伴，爱米丽别无选择，只能完全地依赖其父亲，这也就导致了爱米丽对她父亲超乎寻常的爱，以至于保留其尸体”。[4]试想，若真是如此，爱米丽为何会选择荷默·伯隆—— 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她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北方工头作为她的爱人，而不是一个至少像她父亲一样的南方贵族？

爱米丽的父亲是其去世以前爱米丽生活中唯一的男性，换句话说，爱米丽的父亲造就了爱米丽的生存环境。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指出：术语“男性”和“女性”不总是对称的，“男性”永远是积极的，合乎规范的，为整个人类的；而“女性”没有一个自己立场上的积极意义，是相对于规范的“他者”，是第二术语，是被定义为与“男性”有一定的关系。[5]换句话说，女性作为“他者”是被男性所创造，所反映的。女性在一切事物上都是依赖男性的，特别是她们的身份与社会对她们的定义。在这样的父权文化中长大，爱米丽在失去了与其生活近三十年的唯一一位男性后，必然会觉得失去了那个“反映”她，“定义”她，令她“生存”的“规范”。因此，她拒绝埋葬她父亲的尸体，其实就是为了保有使她存在的那个“规范”，去保有自身的“存在性”。由于长期受到父权的压制，爱米丽已潜移默化间将男性加诸于女性的准则内化，在她的潜意识里，女性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她只能依附于男性，作为男性的客体而存在。爱米丽的这一行为恰恰反映了“他者”对于“主体”的顺从，证明了父权对女性的压迫。爱米丽死后，人们去她家参加葬礼时，看到“覆盖着鲜花的爱米丽小姐的尸体，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1]可见，爱米丽至死都笼罩在她父亲的阴影中。

爱米丽父亲过世后，再没有人阻挡她的恋爱，爱米丽爱上了一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洪亮的北方工头——荷默·伯隆。一心想与荷默结婚的爱米丽不顾身份的差异和外界的压力，“公开与荷默出入公众场合，订购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都刻着 ‘荷·伯’，而且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1]爱米丽完全沉浸在了爱情的喜悦中，一心想着荷默也一样深爱她，会与她步入婚姻的殿堂。她全然不顾在强调女性贞洁和荣誉的父权社会，自己大胆的行为已将自己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妇女开始说这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甚至“迫使浸礼会牧师去拜访她”。[1] 然而爱米丽的执著换来的又是什么？荷默在公开场合表示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在其工程结束后，就要离开小镇。这无异于将爱米丽抛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对荷默的爱与荷默对她的爱是完全不同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两性之爱，必然是以性别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正如尼采所言：“爱，这个简单的字眼，对男女实际上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意思。对女人而言，爱是奉献，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至于男人，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只是代表他想得到的是来自她的爱。要是有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欲望，我保证，他一定不是男人。”[6]女性对于父权意识形态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以服从奉献为核心的女性角色注定了其两性之爱的观念：爱就是为了主人放弃一切。而男性则将自我确定成为富有自主权的主体，女人只不过是其生命中的一种价值而已。无意于成家的荷默不会为了爱米丽放弃自己的生活轨道，他只是想要得到一种男性的自我满足与虚荣感而已。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他的行为会对爱米丽造成怎样的伤害。就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她著作《女权辩护》中所写到的“最美丽的鲜花，其命运也不过是被人赞赏后，就被那粗鲁的手所采摘，然后撕成碎片。”[7]

最终，爱米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留住了荷默。她用砒霜毒死了荷默，将他的尸体藏在楼上40余年，并与之同眠。爱米丽以这种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来祭奠生命中唯一的爱情，也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对爱的渴望既没有得到父亲的重视，又被荷默所践踏，她一生都没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亲情、爱情。她的个人利益受到群体意志的操纵, 父权制意识形态下腐朽的传统价值观将爱米丽一步步推向了悬崖，并最终做出骇人之举。

爱米丽在孤独中结束了自己的人生，然而她的悲剧故事并没有像那间几乎与世隔绝的房子一样，成为尘封的过去。爱米丽的悲剧是父权制制度下女性的悲剧。而隐含在这悲剧故事中的,也正是这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在旧意识、旧体制中挣扎的女性最终会反抗外部的传统和道德规范，用自己生命的鲜血向世人昭示冷酷的父权制对人性赤裸裸的践踏，对无辜女性的残忍破害。爱米丽的悲剧折射出了作品触目惊心的震撼力量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并不仅仅拘囿于女性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是超越了简单的性别视角，指向了人类存在的核心。

参考文献：

[1]Dai, Weidong.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2]Strandberg, Victor. Reference Guide to Short Fiction[M]. New York: St.James Press, 1994.

[3]王慧雅.谁夺走了她的玫瑰？[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

[4]齐天蛮.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哥特式风格[D].吉林大学, 2007.

[5]Beauvoir, de Simone. The Second Sex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6]尼采，黄明嘉译. 快乐的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with 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Hints [M]. London: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