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在书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结构，大都在书法中有所表现。

书法是最个人化的艺术，它的书写是一个人完成的，个人的风格特别突出。书法与人的境界品行，书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可以瞒人，字不能瞒人。

书法所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凡书写，都是一种秩序。章草也是一种秩序，可以说是秩序的变体。但书法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自由。我主张不仅“临文以敬”，也要“临书以敬”。

李一：我们想请刘老师谈谈书法问题，您研究传统文化，一定会注意到书法在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还有对当下的书法教育，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给我们谈一谈。我们刊物的栏目主持孟繁玮，她准备了一些问题，一起向您请教。

刘梦溪：我对书法没作过专门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你们希望我谈的，我想主要还是书法与文化传承问题。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化典范，但不能不承认，从晚清到“五四”，包括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估，存在一些问题。似乎要走现代化，只有吸收欧美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要不得的。其实一个民族的固有文明跟现代化没有必然的冲突，恰好现代性需要和本土资源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从学理上讲，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了。但百年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传统的流失和文化断层，却是不争的事实。书法是一个显例。大众书写工具改变了，铅笔、钢笔、圆珠笔等代替了毛笔，是书法在现代条件下不能很好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但中小学长时间取消书法课，则是教育管理部门的问题了。

文化传承，书法的角色很重要。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缺少工具理性，很多文化的东西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传承起来绝非易事。但有几种似乎例外，一是中国菜，需要动手操作，从古至今，几大菜系，绵延不绝。二是中医，需要临床，一直传衍到今天。三是中国功夫，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上去了。第四，我认为就是书法，代有传人，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渠道手段，再方便不过。可惜一个时期现代人和书法失之交臂了。

孟繁玮：那么，您认为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刘梦溪：我在谈文化传承的文章里讲过一个观点，我说，几乎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书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结构，大都在书法中有所表现。结构这个词，中国古代没有，是晚近外来的概念，但汉字的一个特点是她的结构美。早期的汉字本来带有具象的特点，但“六书”形成后，主要成为一种抽象的表意的文字，因此可以现代化，可以不受电脑的限制。不像埃及的法老文字，只是一种毕工毕肖的事物的描画，不能在现代生活中发用，只能成为供观赏的古董。汉字和现代性无任何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显露身手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常常借助于取材于汉字。甚至站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立场，汉字也是不可或弃的艺术之友。书法艺术的发挥余地，越来越大了。汉字既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轨迹。

孟繁玮：汉字的文化精神问题能否再作一些具体阐述？

刘梦溪：我近来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是六经。因为这涉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仰问题。我对“敬”的概念重新作了阐释，认为“敬”是中国文化的带有终极意味的价值。“敬”在六经中反复出现，也是《论语》和《孟子》的基本理念。“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也是个体生命的内在庄严，甚至跟信仰有相当大的关系。“敬”在书法里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汉字的结构中，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书法可以培养人的“敬”的精神，古人讲“临文以敬”，不光是作文章，文字书写本身也需要诚敬的态度。因此我主张不仅“临文以敬”，也要“临书以敬”。

我的理解，书法本身是一种文化秩序。甲骨文有神秘的庄严，金文有礼制的庄严，魏碑反映的是礼仪的秩序，楷书反映出整齐凝重的秩序感，都令我们望而生敬。书法的秩序是和社会的文化秩序和个体生命的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书写者把个人的生命投射到一种浓缩的变化了的秩序中。凡书写，都是一种秩序。章草也是一种秩序，可以说是秩序的变体。但书法的特点，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自由。如果说甲骨文、金文、隶书、楷书，更多体现的是秩序，行书、草书更多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可是书法的自由本身也是在秩序中的自由，作个比喻，书法所遵循的可以说是自由秩序原理，海耶克的一本书叫《自由秩序原理》。

李一：这个比喻好，李泽厚说书法是戴着镣铐跳舞，您说书法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非常好的比喻。

刘梦溪：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但在书法里既能看到自由又能看到秩序。另外，书法也是最个人化的艺术，它的书写是一个人完成的，不能几个人同时书写，个人的风格特别突出。因此书法与人的境界品行，书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字如其人，确实如此。我们从书写中的文字中约略可以看到人的品性的正邪、善恶。文章可以瞒人，字不能瞒人。钱钟书先生就认为“文”不一定尽“如其人”，文章可以作伪，可以把自己的心性隐藏起来。但字决不能作伪，一个人的性情、精神、品行，常常在字里毕显无遗。柳公权有句话“字歪则心不正”。常年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教授，他研究道教和中国古典小说，中外闻名，晚年中过风，因此写字容易歪向一边。他几次开玩笑说：“心正字正，我深为警惕。”可见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

孟繁玮：您曾说“国学不需要过热”，但是近年来国学已经成为社会上越来越热的话题，媒体关注比较多，相伴而生也导致了对文化本身产生的一些误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上，避免误读尤为重要，其中也包括书法和书法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刘梦溪：现在都大家都在讲国学，其实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书法就就属于传统文化，可是不能简单讲书法是国学。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

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学定义，他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这是中国

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人立国、做人之本。认为“六经”是国学，就像基督教文化有圣经、伊斯兰文化有可兰经一样，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作为国学，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事实上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都是这样做的，传统社会的国立学校、民间书院，都是讲授和传授“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进入“六经”的桥梁。因为“乐经”不传，剩下了“五经”。

如果认同“国学”是“六经”的话，就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为主，慢慢再选读“六经”。这样的国学是不可能不热的。书法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手段、途径，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不存在热不热的问题。主要是要重视起来。小学可设国学课，也可以设书法课，作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

李一：我们《美术观察》前两期对王文章部长作过专访，他就提出要设立书法课，让书法进入国民教育，反响很热烈，也许这个问题会有很好的进展。

刘梦溪：那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文章院长的倡议，这是国民教育的大事，希望能够得到实施。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方式，它可以提升人的心性情操，可以作为品德教育的一环。一个人的品德有瑕疵，内心不干净，心中有私念的计较，书法不可能是庄敬堂正的。小学书法应从楷书的学习开始，一笔一画，注意汉字的结构，体会人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庄重与恭敬。

（采访者《美术观察》主编李一、栏目主持孟繁玮,原载《美术观察》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