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陕北，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通过考古、文献、出土和传世青铜器及铭文等资料看，这一时期陕北已经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杂居的地区，在文化上呈现出游牧与农耕并存的局面。文章试图通过对商周时期陕北民族构成的勾勒，进而阐释其文化特征。

[关键词] 商周 陕北 民族构成 文化特征

基金项目：榆林学院社科联资助项目（2011SKL19）

商周时期陕北的民族构成

商周时期的陕北地区，在民族分布上学界认为是鬼方所在之地，如王国维先生即认为，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从商周至战国皆为鬼方，只是不同时期民族的称谓不同。[1]但是从出土青铜器及相关铭文等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的陕北民族构成并不是单一的。

陕北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延长等地先后出土了大批商代青铜器。曹玮对陕北商代青铜器曾做过综合研究，结合陕西淳化和甘泉出土青铜器，曹先生认为陕北是鬼方所在地，“大概至迟约殷墟三期始，开始南下，从子午岭通道进入关中。并在子午岭南北两侧，留下了南下的遗迹，子午岭南边的是淳化黑豆嘴，子午岭北边是甘泉下寺湾。”[2]对于这一民族迁徙，从青铜器的特征来说，曹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1965年陕西绥德县墕头村发现的商代墓葬里，出土鼎、簋、戈等青铜器共计22件[3]。在戈上有铭文如下：

铭文经裘锡圭先生释为“亡终”，“亡”“无”古通，“亡终”就是见于《左传》的戎狄族名“无终”[4]。裘先生之说论证充分，这一结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所以这批青铜器是否属于鬼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除了少数民族之外，商周时期的陕北地区还有姬姜等华夏民族存在。关于姬姓在陕北的活动，出土带有“天鼋”图形文字的青铜器可证。邹衡认为以“天”为族徽的天族，是周族的一个著名氏族，他根据有出土地点的9件，他认为天族早期曾居住在陕北绥德，再迁至泾渭地区的岐山、扶风、长武一带，克商后，有的支族迁至河南。并认为“今黄陵县有黄帝陵，其地正在绥德与岐山间。黄帝族早期活动的地域也许就在洛河之东北一带，往后才发展到泾渭地区”[5]。

在今延安志丹还有姬姓的楷国存在。《三代吉金文存》有献簋，此器是楷国之臣名献者做的器，据《梦 草堂吉金图》，其出土地是保安，也就是现在的延安志丹县境内，“由此可以推知楷的位置在今志丹、延安一带”[6]。有楷伯铭文的还有一件■簋，根据铭文内容，器主是■，是楷伯之臣。铭文记述了驭戎大出，侵犯楷国，由此引发的一场战争。不其簋有驭方，杨树达先生认为：“驭者朔之假借字，驭方即朔方也。”[7]驭戎即朔戎，朔是北方，朔戎就是北方之戎。与献簋出土地相合。

姜姓之国有位于米脂一带的申国。这一点蒙文通先生早有发现。《逸周书·王会》言成周落成后，四方诸侯皆来道贺，言及西北诸落时，曾有“西申以凤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夷狄之国”条有“西申氏”。又《史记·秦本纪》载，孝王时申侯嫁女于秦“西戎皆服”，《后汉书·西羌传》载，周宣王时“王征申戎”。可见，西周时西土确有一姜姓西申，势力很大，对稳定西北局势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其长期与诸戎杂居共处，故被称作“申戎”。至于其具体地望，蒙文通依据《山海经·西山经》及其注释，认为：“安塞米脂以北，西连中卫，为申戎之国，所谓西申。”[8]其言至确。

《国语·齐语》载齐桓公“西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河，韦昭注云“在白狄之西”，但未确指何地。《史记·匈奴传》裴骃集解认为圁水在西河。圁水《索引》引《括地志》，以今陕西省北部横山县境内的无定河当之。可知齐桓公所征之白狄，在今陕北无定河一带。晋献公娶白狄女，生重耳与夷吾（晋惠公）。《史记·晋世家》：“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公元前578年晋厉公致秦桓公的《绝秦书》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今陕西渭水以北为古雍州地，秦与白狄同处之，故曰“白狄及君同州”。此亦证明白狄分布在陕西北部。重耳回到晋国继承君位之后曾追述他在狄地的生活时说，“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可见白狄的南疆在若干地段已接近渭水北岸。“要之，从今陕西省北部横山县境的无定河起，沿洛河流域向南直达渭河之滨，均为白狄部落集团的分布地。”[9]

战国时期随着三晋之赵、魏，以及秦国对陕北地区的相继占领，陕北戎狄势力才逐渐衰退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

《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陕西榆林南，前296年）《水经·河水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其中的“三年”，当作“十三年”。[10]即公元前294年。肤施为秦上郡治。而肤施本属赵，是至迟在公元前294年该县由赵属秦。《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说齐闵王曰：昔魏王“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定阳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出土上郡守戈铭中有“定阳”二字[11]，本为赵邑，属秦后置县，成为秦上郡属县之一。推测该县至迟在公元前295年称为上郡属县[12]。

秦国（朝）虽然最终占据了陕北全境，但是原来的少数族并没有全部迁出，余下的部分与华夏族一同在当地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华夏族之内，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

商周时期陕北的文化特征

根据商周时期陕北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特征，此时期的文化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商周时期的陕北是多民族共存并居的地区

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陕北地区从商到战国好像都是单一的少数民族，但是从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来看，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所说的，陕北地区不但有北方少数民族居住，还有姬姜等民族和国家存在，呈现出一种多民族杂居的状态。

但是这种多元民族共存的局面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气候变化和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而呈现变化的状态。在殷商时代，商人的势力主要在中原一带，虽然他的文化影响力已经达到陕北地区，但是政治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小，所以此时陕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势力会强大一些。但是随着周王朝的建立，西周前期几个王的开疆拓土，陕北的姬姜势力呈现强势。在西周末年，由于连续干旱，草地枯死，游牧民族为争夺水草，多次南犯渭河平原，最终迫使周人放弃关中。蒙文通曾指出：“西周末造，一夷夏迁徙之会也。而迁徙之故，殆原于干旱，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13]进入春秋后，陕北大多已经沦为北狄的范围之内。这种局面直到战国随着中原王朝的强势兴起，陕北才逐渐被赵国、魏国并最终被秦国所占领，成为秦版图的一部分。

无论各种势力怎样此消彼长，但多元民族共存的局面并未改变。

第二，商周时期陕北是一个农业、牧业和狩猎业并存的地区

这一特点在李家崖遗址体现得最为明显。以前我们一提到北方的少数民族，总认为是“逐水草而居”，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较为简单了。李家崖遗址的年代上限约相当于殷墟商文化的第二期，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14]。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有鬲、簋、豆、甗、三足瓮、罐、盆和碗，石、骨器有石刀、石凿、骨锥，反映出该文化的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还出土有马、牛、羊、猪、狗、鹿等骨骼，说明该文化畜牧业发达，而且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15]正因为少数民族的存在与游牧经济的发达，在饮食与居住等方面体现了与华夏族不同的特点。

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与晋正卿范武子谈到狄人的风俗习惯时说：“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食“血气不治”的半生肉，不讲理让，是北狄族在饮食生活、人与人关系方面有别于华夏人的特点。《左传》云：“狄人荐居。”杜预注云：“荐，聚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荐，或云草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卫人与狄盟，不著盟地，杜预注云：“不地者，就狄庐帐盟。”刘炫疏：“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北狄无国都处所，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礼记·王制篇》：“北方曰狄，衣羽毛，有不粒食者矣。”《左传》记载重耳与狄君行猎于渭滨。“春秋时期的北狄人，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业的民族，其民结庐帐于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第三，陕北是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区

1965年在绥德墕头村发现的铜器，学术界认为与山西石楼等地所出是同一个文化系统，而就出土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而言，既具有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文化的风格，也反映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因此把绥德与石楼等地所出的这一批青铜器被称为绥德—石楼类型，其时代一般认为在商武丁至周初。绥德—石楼类型的青铜器既有殷墟商文化中常见的鼎、簋、觚、爵等礼器与戈、钺、镞等武器；也有独具地方特色的蛇首匕、带环勺、弓形饰等；同时还有融合了中原特色的直线纹簋、带铃觚兽首雷纹与二蛇戏蛙柄首斗等。

学术界依据地方特色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断定李家崖文化与朱开沟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李家崖文化与绥德—石楼类型虽然在陕北这一区域内，但二者的文化特征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同一民族与文化。

从绥德—石楼类型和李家崖遗址所处青铜器特征看，这些青铜器既具有中原商文化的特点，又具有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还有融合二者后所具有的自身特征。这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这些现象告诉我们陕北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区。

综上所述，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域环境是商周时期陕北民族构成、文化特征形成的载体，民族与文化在这一片土地上播迁、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陕北文化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9.

[2]曹玮.陕晋高原商代铜器的属国研究[Z].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2009(12).

[3]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J].文物,1975(2).

[4]裘锡圭.释“无终”——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5]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10—312.

[6]李学勤.簋铭文考释[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1）.

[7]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7:39.

[8]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14.

[9][18]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29.

[10]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02.

[11]黄盛璋.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J].文博，1988（6）.

[12]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75.

[13]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5:1.

[14][15]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8（1）.